蔡德贵：什么制度下都有好人有坏人，改造制度的根本还是在改变人心，关注人性的问题与关注制度并不矛盾。 儒家不扼杀理性精神
晨报：但传统礼教压抑人性，扭曲了我们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令我们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蔡德贵：我不同意你的判断。科学精神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与传统关系不大。季老把世界文化分成四种，即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后来我写论文，分成三种，即筷子、手指和刀叉。筷子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筷子用力不直接作用在食物上，这就形成了综合性思维，不强调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存，所以人文精神比较强。手指文化以印度、伊斯兰为代表，他们吃饭不用手就感觉不够香，这种亲证自然，使他们时时刻刻体会到自然的威力，所以宗教精神特别强，形成了辩证思维。刀叉文化则相对理性，注重逻辑，形成了分析思维，16世纪西方普遍使用刀叉后，科学精神迅速提升。我把这篇论文给季老看，他说“有道理啊”，中国文明曾错过了现代化，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宋代时我们将辩证思维融合进来，现在我们正努力融合分析思维，只要我们更重视分析思维，我们的科学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新儒家缺乏实践勇气
晨报：传统中国社会是泛伦理社会，但一直未能解决虚伪的问题，毕竟善缺乏外在的标准，国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蔡德贵：虚伪的问题与道德关系相对弱，它与宗教精神的关系更直接。季老曾和别的学者讨论过，宗教是否会消亡，他们的共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不会消亡。
晨报：今天国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但似乎喧嚣多于内容。
蔡德贵：是有这个问题。季老曾说，所谓新儒家，我看不出新在哪里，只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这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儒家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孔子就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但今天儒家却成了学术，还有几个人真正去实践呢？所以季老最佩服梁漱溟，说他是“士”，他有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文革”结束后，同样从“牛棚”出来的朋友和季老开玩笑说：士可杀不可辱，可咱们是既可杀又可辱啊。季老报以苦笑，所以他晚年特别想写《士与侠》，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晨报：但就算有了士的勇气，就能实现文明复兴了吗？
蔡德贵：你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文明的复兴要靠多方面努力，制度的、文化的、人性的，道德完善肯定是重要的一环，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这上面，没有一个合理的体制，光有儒家也没用。在今天，建设民主制度与弘扬儒家文明是同样重要的。
蔡德贵：
大师已去风范永存
晨报：您采访季老70多次，生活中的季老是个怎样的人？
蔡德贵：很幽默也很随和，对周围的各种情况很清楚，所以很多话讲得很有策略。季老的影响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是各种力量在背后推动，对此他很清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无法自由行动的老人，他也很可怜。
晨报：您的这本口述史希望告诉读者什么呢？
蔡德贵：这不是学术著作，如果想了解季老的思想，可以看他的著作，坦率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今天年轻人已经读不懂了，许多并不优秀甚至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反而成了榜样，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季老，他年轻时很顽皮，起步那么低，以后遭遇了许多苦难，但他还是成功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晨报：听说季老去世时很安详？
蔡德贵：我当时不在场，也是听他身边人说的，头一天还给别人写了5幅书法作品，第二天护工对他说“大懒虫，起床了”，他说累了，再休息一会儿，再叫时，已去世了，非常安详，仿佛坐化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