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在深圳华侨城的家中，张士增肯定地告诉记者：“深圳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给了我创新艺术、改革中国画的空间和动力。深圳是一座博大宽容的城市，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愿意为它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树起“重彩写意”的大旗

　　话题从人民美术出版社今年刚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张士增》谈起。这套画集在美术圈内被称为“大红袍”，到目前只有区区数十位当家画家入选，享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学术性。画集的编排由近及远，颇具新意，记者看到，张士增近期作品《黄金果》中，有一长段随意而又洒脱的题字：“二十世纪80年代，先生曾说，国画不必创新，意为新不是创出来的。当时其论颇令人费解，今日想来便明白叶老之意：国画之新确实不是人为创出来的，乃是画家对于历史传统和所处时代的感受和理解，自然生出的一种新意。”

　　以自己的画论题画，这是张士增的创举。言为心声，国画创新是张士增近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2005年春，张士增发表了《重彩写意画论》，批评“水墨至上”者轻视写意画中色彩的表现，以至于陈陈相因，固步自封，鲜明地树起“重彩写意”的大旗，主张在延续中国画传统色彩观的基础上，以更丰富多彩的现代色彩观念，继承和发扬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创造出一种新式样的中国画。

　　张士增对中国画的变革，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色彩。他说自己是美术学院

　　科班出身，受过良好的现代色彩学的基础训练，应该发挥这一长人之处。经历过30年的改革开放，生活中本应有的五彩缤纷也渐次开放，人们的欣赏习惯和需求都变了，我们不能总是抱着“水墨至上”的陈规，中国画也不能总是黑灰一色，新时代的中国画也召唤着五彩缤纷的新面貌。张士增指着一幅栩栩如生的《鸡冠花》说，这丛花我没用一丝墨，因为它不需要墨，不用墨也能画出地道的中国画来。他的另一幅画更是题作《大红大绿才有喜气》，画的是一簇怒放的牡丹，其记曰：“牡丹不俗画家俗，俗画家自然画俗画，不单牡丹矣。”

　　第二个突破口是造型。写意是中国绘画的精髓和灵魂，张士增说：“现代的所谓大写意，不是太像，是太不像，太空洞，太符号化，比如许多人画荷叶就是一块墨团，画竹子就是几条黑线。我们要描写的对象本身是丰富的，多层次的，所以你要去写生，要找出事物具体的美。”正如许多论者所说，张士增画作中的结构造型，看似随意，实则法其天成，匠心独运。

　　在深圳找到了艺术土壤

　　张士增与深圳结缘，始于1986年。那一年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要在深圳开办中国画廊，他被派来参与筹备工作，筹备完毕开张营业后，他又回到北京。他告诉记者，那家中国画廊在国贸附近，据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商场。

　　张士增觉得当时的深圳“文化底蕴差，几乎没有懂画的人”。但是他说：“现在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因为底蕴差，传统文化的包袱不重，也给要创新改革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张士增认为，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对艺术和艺术家更宽容。深圳人更喜欢美，喜欢鲜亮的色彩，他到了深圳之后，更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画要不断适应时代，更加开放，而现在做得还不够。

　　2007年张士增定居深圳之前，虽然已经扛起“重彩写生”论的大旗，但他内心深处还在经历着严肃的考量：是往后退，回到传统的老路子上去?还是往前走，突破“水墨至上”的窠臼?在北京的时候，朋友们总是善意地劝他：士增啊，国画不能有太多的色彩，宣纸不能承受浓墨重彩!但在深圳就不一样了，深圳有一帮朋友喜欢他现在的画，认为有新鲜感，色彩丰富。张士增说：“深圳是一座快节奏的城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创业、干事，压力很大，面对我这样一幅画，他们觉得怡悦，感到很养眼，这就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作为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张士增《榴实累累》题记：“中国画传统好像是历史的链条，一环一环地连接起来，延伸下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充当其中的一环，要与历史连接得上，要与前一环有所发展和进步。脱离了历史的环节，也就是脱离了中国画的传统。如果你不能成为中国画传统的一环，你也就将被历史扬弃，诸君好自思忖吧!”

　　张士增早年担任《美术》杂志编辑，后曾任《中国画研究》、《中国画收藏研究》杂志主编，从事美术编辑和理论研究近20年时间。他用“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句俗语来形容这段工作的感受，他说：“理论素养高一些，别人犯过的错你不会犯，别人想不到的你能想到，所以那几十年没有白费。”他编过各种美术栏目，甚至对壁画等民间美术也触类旁通，他认为学国画的人也应该会西画、懂素描，他的切身体会就是，作为一名优秀的画家，应该吸取最广大的艺术范畴的营养。

　　张士增现在每年有大半时间在深圳，他在深圳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家里的客厅和画室常常高朋满座，正是这一份与深圳的特别因缘，张士增觉得对深圳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和情感，他希望为深圳作出自己的贡献，希望以自己的艺术成就来影响深圳、回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