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画若布弈”的“弈”，指围棋对局、对弈。在近现代艺术中，画面结构已成为艺术家高度重视的课题，“画若布弈”吸取了中国围棋的作战思想，即布局初始重视宏观的战略布局，而具体的战役和局部攻守则视对局态势灵活应变。“画若布弈”强调创作过程的自由、随意、偶然性和创作的过程性。“法无定法，因时因地而异”，动笔前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只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渐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作品创作之初和结束也许判若两者。画家根据不断变幻的画面因势利导，灵活多变。新的绘画样式往往出现于偶然之中，这样画家越来越接近纯粹的艺术语言，同时，中国画的表现性特征也被强调出来。很多偶然的发现正是“艺术的活动在于发现”这一艺术上的本来意义，这是对中国画真正的继承和发展，对处在转折期的中国画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画若布弈”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这需要画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对美的感受力，是画家发现自我，进入现代艺术的创造性层面的必经之路。“画若布弈”的创作方法为我们敞开了传统艺术的资源宝库，有助于中国画向当代艺术的转换，它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当代中国画的新的审美标准。
打工族素描
张琦：请谈一下近年来您一直倡导的“构建意象色彩”理论好吗？
李洋：“构建意象色彩”是我的一个理想，也是我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传统的中国画中一直是以墨为主，色彩为辅，但是笔墨有笔墨的魅力，色彩有色彩的魅力。画家绘画时并不要求笔墨如实反映客观对象，它表达的是画家的“意”，是画家的一种情绪，中国画的造型也是这样，不是以客观对象作为依据，而是强调“胸中意象”。对“意象”的追求，是中国画的灵魂。既然中国画在整体上是强调意象表现，那么色彩也要符合中国画的原则，也要符合意象审美的要求，它应该是一种与意象笔墨相适应的意象色彩。这些年我一直对中国画色彩进行研究、实验，试图改变传统绘画中对中国画色彩的界定，从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对中国画的色彩做一些尝试和改变，把中国画的色彩和中国画的笔墨、造型放到同等的位置上，各自有各自的表现力，突破传统国画的设色方式，这就是我“构建意象色彩”的愿望。
张琦：我注意到在2009年中国美协主办的《美术》杂志上有您的一篇关于《写生作品化》的文章，您能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学术背景和目的吗？
李洋：李可染先生曾讲“写生是对生活的再认识”。“写生作品化”是在水墨人物写生训练课上给出的一个概念，这是前辈大师历经多年的艺术实践，以自己的作品给出的一个对于今天的中国画教学现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概念。
我在教学中提倡“写生作品化”的目的，一是链接中国画教学传统文脉，将这些前辈大师一生总结出的艺术教学方法衔接今天的中国画教学；二是让今天的艺术教学平台上的各种艺术观念、艺术思想等充分体现出中国画教学的生机勃勃，并有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但是源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重个人风格、重个人语言化的追逐而暴露出轻视艺术规律、轻视基本功的教学端倪，导致了学生创作能力枯竭，创作兴趣的丧失现象普遍存在，以至于十几年来中国画后备人才萎靡不振，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作为学院教育如果不出人才，那只能是教学方法出了故障。“写生作品化”就是强调在日常教学中，加强基本功训练和对艺术规律的研究。在写生训练中融入创作的因素，把写生和创作紧密联系起来，将写生和创作拉近距离，在写生当中就开始研究创作的内容，对对象加强主观感受，强调想象力和主观情绪的表达，使写生向着创作的层面接近，同样创作因素的融入也使写生更具有作品化的特征。这就是“写生作品化”提出的学术背景。
“写生作品化”是建立在中国画传统美学基础之上的思想，这是中国画的理想，这是中国画的精神。
张琦：近来您的绘画题材从陕北农民转移到城市打工者身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
李洋：我把这组画称为《城市边缘》。中央美院的宗旨是“关注社会，服务人民”。对社会的关注，是艺术家的责任，也是我多年来绘画创作的轨迹。20多年来，我画了许多农村生活情趣的题材，现在，这些农民兄弟从农村、乡镇到城里来打工，每天为城市做着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同时他们却无法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城市的每个空间随处可见这些画中人，他们是弱势群体，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问题。表现并关怀这一群为城市默默贡献着的人们是我们画家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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