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达利，人们自然想到了超现实主义艺术。超现实主义艺术并非达利所创，但由于他的超现实主义美术作品而影响深远。超现实主义绘画和雕塑大致出现在一战和二战之间。1927年，达利到了巴黎，早年他入西班牙马德里美术学校时就已密切关注巴黎画坛的现代美术，试验着以点彩和立体主义方法作画。

　　20世纪30年代，达利逐渐将超现实主义推向高潮，探索出不同于早年的阿尔普、恩斯特以及同时期的马格里特、米罗等人的倾向，试图在佛洛依德式的潜意识中产生意象，运用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在自己身上诱发出相应的幻觉世界。他的作品绘画性和设计感十分强烈，精心设计和创造了一系列梦境和幻觉，将每一段幻觉的局部赋予直觉显现：有阴影，有透视，也有质感，并通过诸多荒诞形象进行违反常理的组合，借此创造出如柔软表、抽屉、拐杖、蚂蚁等视觉符号，表达出他意念中的梦境、情欲和神话，如展出的雕塑作品《时间的轮廓》、《记忆的永恒》等形象，充满忧虑、荒诞、离奇和悲欢；同时又蕴藏着无尽的激情和想象，模糊了艺术和生活的界线，打通了文化共享的通道。达利不断以大胆而别致的宣传方式，使其艺术及外表成为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经典和时尚符号。又比如展览中有一幅全球现存最大的达利油画，即5米见方的《着了魔》。该画是1945年达利为著名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导演拍摄的好莱坞电影《爱德华大夫》而特意创作的，在过去50多年里几乎没有展出过。画面是无数惊恐的眼睛，观众面对此画，颇有小眼瞪大眼的奇趣，表现了达利特有的奇思妙想。

　　达利的作品传到中国也非常早。特别是在上海，上个世纪30年代已经可以领略巴黎的现代主义之风，不过最前卫的是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了。当时上海《良友》杂志已刊登了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是作为标新立异的西方时尚来介绍的，这也算是20世纪30年代达利艺术在中国的流星般闪现。之后便是半个世纪渐行渐远的隔阂。改革开放以后，超现实主义艺术再现中国，达利的名字也逐渐为国人所知。此次展览更让达利获得了生动的展示和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