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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论画》中说：“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群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希望中国画家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吕澂则提议要进行“美术革命”，要“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陈独秀进一步提出“革王画的命”，并说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画的写实精神”。这些观点的提出已经过去近百年了，中国画并未因此真正衰落下去，相反在20世纪还出现不少国画大家，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人基于传统上的突破使中国画呈现勃勃生机。

黄智程作品

    关于当代中国画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讨论不曾间断，但对于中国画发展的方向和前途持悲观甚至否定的论调不断出现，典型的如“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推倒国画这堵墙”等等。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观点还是站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上来看国画的问题，与20世纪初革新派的论调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性，比如追求气韵生动、巧妙的空间布置、特殊的笔墨语言等等。尤其是笔墨作为中国画的灵魂和精髓，是传统绘画最鲜明、最基本的符号，如果把它也都当作脏水一并泼掉的话，那么中国画真的会像那位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已经穷途末路了”。20多年过去了，中国画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反而出现面貌多元、创作繁荣的局面。“穷途末路”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

    真正对国画创作生态造成威胁的是混乱的艺术市场和浮躁的创作心态。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画创作呈现出繁荣和多样的局面。艺术市场的繁荣极大带动了国画创作者的热情，但也催生了鱼龙混珠的现象，其结果造成艺术市场的泡沫越来越多，这不但不利于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从长远利益上说，也不利于画家的个人创作。因而，摒弃浮躁和功利心态，从基本的艺术语言和传统思想开始，不断修炼个人面貌，而不是仅仅从追求风格出发，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来。在这方面，20世纪的国画大家成为可资参照的标尺和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