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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吕品田先生所说：中国美术观就是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化立场的关于美术的认识和看法。(见吕品田《建树中国美术观——关于“中国美术观”讨论的问题意识和目的意识(连载一)》，《美术观察》2010年第1期)因而，我就目前中国社会中不同人群的这类看法说起。首先，我认为文化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社会人类知与行的总和。在特定的时空中，文化会相对集中积淀成特有的形态，承载并表述着人类的历史，而美术便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其次，为了较具体地解读“中国美术观”这个命题，我不妨举一个世所公认的中国特有的“美术”门类来谈，这个门类就是书法。如果不过分追究这个概念的多重含义与各种说法，都应该知道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美术门类，如果我们了解了应该建立怎样的“书法观”之后，也就应该明白了“中国美术观”的真正含义。

　　我认为，书法是以汉字为唯一题材的平面书写造型艺术，其题材、技法、材质、历史，无一不是纯粹的“国产”。按理说应该不存在不符合当代中国文化立场和观念的“书法观”，其实不然，仅仅就书法的唯一题材汉字来讲，就需要国家不断地出面干预，并对“书法”中的汉字做出许多规定和“妥协”，还有许多如“书写汉字”能算美术吗?实用汉字与书法有界限与区别吗?书法应该是中国美术字吗?现代书法能不用毛笔宣纸书写吗?等等与“观念”直接相关的问题。先从汉字说开去吧。从政府部门考虑，当代的“汉字”应当指的是经过简化汉字和停止继续简化汉字的政令之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规范化汉字。在日常一般社会活动中，应该运用规范化汉字系统。但这个系统的不应强行规定废止简化字体系外的同一个繁体汉字。现在60岁以下的国人，都经过汉语拼音与简化字教育，他们自然将汉语与简化字的所有规则作为语言文字的基本准则。但是使他们苦恼的是，在开放改革的时空中，在他们阅读古籍与海外华文书籍时，竟会有那么多未见过的、不会写的常用汉字(繁体字)。在运用电脑作繁简转化时，又会出现频率极高的错别字，例如将公里转化成公襄，将王后变化成王後，将发财转成了鬟财，对于这些本不该有的错误他们只有唉声叹气，因为所有的古代典籍都不会用简化字排印，而现代全世界的电脑字库中又都有繁体汉字。

　　另一个关心汉字的是文化阶层，他们职业各别，但大抵有学历有文化有知识，也可泛称为“知识分子”或“文人阶层”。他们对汉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以极端而言，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第一种的基本观点就是原来文字改革的基础理论，认为汉字是记录语言的方块字，它难学难用，阻碍中华民族进步，必须取缔。这个观点基本上是由清末明初的留洋知识分子与官员以洋文为文字正宗而提出的，它与取缔中医、废止农历、取消国画与武术等民国政府的许多基本文化主张是一致的，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恨铁不成钢与强民富国的革命愿望与精神，但奈何不能有效实施。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主张在不影响社会安定的条件下得以继续作为政府的基本立场，例如所有学校的美术、音乐教学，都无一例外取消了国画、国乐与国术。据说以取消汉字为目的的文字改革与取消中医为目的的医疗改革因涉及更多的国计民生而又遭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明确反对，才在文字改革中采取了权宜的简化与拼音方案，而将取消汉字写成了“走世界文字的拼音化道路”放进了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与纲领中。而关于医疗问题，毛泽东的确有过“中西医相结合”的明确批示，才使中医有了名存实亡的状态。另一类知识分子是明确反对文字改革的，我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之一，大多书法家与写毛笔字的人也崇尚写繁体字。汉字不是涉及任何西方认识的文字，它是在中华民族特有文化条件下形成的表述文化观念的、由点画构成的平面图籍符号，是世界上唯一的平面单体视象文字符号。因而，它的符号体系的恒稳性更为重要，决不应该也不允许“改造”。实际上，  “简化”的结果造就了“体系的繁化”与“混乱化”。

　　简化字虽然每个字少了几个笔画，却在汉字体系中凭空增加了数千个“新字”。而这几千个新的简化字是可以被数千年使用的“繁体”字所取代，而不能取代所有汉字典籍中原有的任何汉字的。《新华字典》越来越厚、当今中国的汉字软件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发展受阻，就是这种“繁化”与“混乱化”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过去文字(数字)处理体系的条件下，简化字对某些短期功利(例如“扫盲”活动等)曾起过一些促进作用，但在本质上却留下了对民族文化迁延的谬误。更何况，国家领导人与书法家对汉字的书写，并不可能遵循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规定，因而在国家文字政策中势必会容忍两种符号体系长存的现象。但无论如何迁就，最终结果必然是“可被替代的体系”之消亡，如同当年“外汇兑换券”必被人民币取代消失一样。今天我们又为何不认真改正错误并清除余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