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舒群所在的北方艺术群体的兴起，是85新潮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他们讲求理性的 绘画，探索艺术语言的理性胜过一切，而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又对他们的作品线索形成了主要和直接的关系。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方艺术群体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王广义。

    广州日报记者：能不能简单谈谈，您是如何投身85新潮这样一场艺术运动的？

    王广义：我们北方艺术群体成立于1985年，当时，从各个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经常探讨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团体固定的交流，对我而言，最初是认为北方的自然景观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创作了一批作品。85年到87年，实际上我对艺术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发现在美术史上有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对今天具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又创作了一批后古典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我将一些古典名作作了修改，消失了其中的细节，还原了古典精神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80年代后期对我来说最为重要，那个时候，我创作了对我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毛泽东系列》，因为我发现，对于人们生活具有真实影响的是国家、人们所受的教育，而这是我创作的基本目的。

    广州日报记者：当时，大量的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开始涌入。

    王广义：不错，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量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著作开始涌入，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候，只要新出了一本著作，大家就会买来进行讨论。当时的特定的哲学气氛导致了那时候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有很强的哲学意味。

    广州日报记者：那么，在创作中，如何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融合起来？

    王广义：对每个艺术家来说可能都不同，对我而言，刚刚开始创作的一些北方题材的作品是完全东方的想法，后古典系列是东方艺术对西方的影响，我把对我们有影响的作品进行了修正，这实际上表示了我对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否定，经历了一个由认识到否定的过程。后来，我又创作了《毛泽东系列》。

    广州日报记者：我们究竟应该把85新潮运动看成是一场艺术运动还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王广义：我认为，85新潮运动有双重的意义。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看，思想启蒙性的含义更大，而从它对艺术界自身的发展来说，它奠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基础和线索，它的影响超出了艺术的领域，艺术家以学者身份探讨的许多问题，对其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