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眼下时髦的话题，艺术品市场会不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拖累甚至崩溃，艺术品市场类媒体这段时间铺天盖地的也是这方面的报道。

　　一些所谓的市场评论专家忍俊不禁地开始说着各种各样的风凉话，展望着中国艺术品市场从此走向衰败的“美好”前景。而媒体恰恰需要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发言，尽管很多内行的编辑们也觉得有些人的说法荒唐可笑，但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生存，媒体必须要暂时放弃立场，以满足读者的心理需要。

　　什么事情都是有内幕的。这是中国老百姓坚信不疑的一个理念。所以，满足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就成了一些媒体和一些“市场评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看着富人们一掷千金地把钱砸向艺术品，对于很多人的心理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富人是全社会的敌人，这样的思想在各种网络留言上暴露无遗。而艺术品投资和收藏领域恰恰被这伙人所控制，所以，这个行业的覆灭当然也就成为人心所向。

　　董国强先生的上述看法，是切中要害的。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刚刚起步不过十来年的光景，不成熟、不规范的运作和有悖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虚拍、虚高、假拍现象的盛行，表象的繁荣无论如何也是经受不住金融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的，当金融寒流不期而至，自然会引起业界媒体的格外关注和市场评论家的浮想联翩。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在近期大陆、香港已经结束的几场秋拍中频频流拍以及中国近、现代书画“佳绩”连连，“一些所谓的市场评论专家”不仅“忍俊不禁地开始说着各种各样的风凉话，展望着中国艺术品市场从此走向衰败的‘美好’前景”，且其中不乏借此“良机”对中国当代艺术大肆口诛笔伐，大有“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味道。其实，金融风暴的波及者岂止是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虽频频流拍 但成交价不凡

　　苏富比香港10月4日到8日的为时5天的秋拍总成交额近11亿港元(约合1.4亿美元)，其总成交额在历年来的大拍中居第三高。但是，如果仔细解读一下有关美术作品拍卖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必要引起警觉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在这场秋拍中成交中，在春季还是高歌猛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却直面了寒流，以往市场追捧的重量级、高价位的艺术家作品，7件拍品5件遭遇流拍，即：张晓刚的《血缘系列：兄弟姐妹》（估价1000万—1500万港元）、曾梵志的《安迪·沃霍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估价2000万—3000万港元）和岳敏君的《天空》（估价待询）均无商量的没有使拍槌落下；刘炜于1994年创作的《革命家庭系列三联作》（估价为1200—1800万港元），即便拍卖师无奈和的将估价降至到800万港元，却未能改变遭遇流拍的厄运；此外，唐志冈的《儿童会议系列》、白南准的装置《大肩膀》、培明的《瞎子叔叔》、方力钧的《1996，No.3》以及王广义的2件作品也是逝者如斯夫。必须拈出来说一下的是，曾梵志的作品半年前在2008年5月24日佳士得香港春拍会上的情形形成不啻天壤的对比。他作于1996年的《面具系列1996 NO.6》（二联作）以685,165,275港元成交、2005年作的《毛语录》2008年5月31日在金仕发以148.75万美元成交、《跳水—人体姿态研究》2008年5月31日在北京匡时以117.6万元成交。

　　在秋拍中曾梵志的作品可说是风光依旧，他作于1998年的《Untitled》在2008年10月19日LD佳士得以50.7456万美元成交；在2008年10月5日，他的《无题》、《面具系列》、《面具系列》在苏富比香港分别以571.78、219.22、259.9万港元成交；2008年9月17日他的《Mask Series》在NY苏富比以108.25万美元成交。

　　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张晓刚的作品在这场强劲的金融风暴中显示出了坚强的抗跌态势，他的《血缘系列：大家庭1号》在苏富比香港秋拍中却拍绩不凡，以2000万港元拍出；紧接着在2008年11月30日佳士得香港“亚洲当代艺术夜场”上，他的估价待询《血缘系列：大家庭2号》又以2642万港元成交，这价格却远远高出被有些市场评论家称之为“撑起艺术市场信心指数重棒”的近、现代书画，这两个超出2000万元的拍卖数据我们能视若无睹吗？

　　在同场拍卖会上，刘野的《无题》、《红. 黄. 蓝》也分别以1298、722万港元的高价成交。
此外，蔡国强的《天空中的鹰、眼镜和人们—人》（八屏画）的成交价在此要必要纠正一下，此前有媒体称蔡国强的这幅作品估价1200万—1600万港元，最终以超出最低估价300万港元成交。我查了一下雅昌网拍卖数据，《天空中的鹰、眼睛和人们—人》于2008年10月5日在苏富比香港是以17,460,000港元成交。蔡国强作为在绘画材质和创作理念上具有颠覆意义的艺术家，他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和启迪是非常深刻的，因而他的作品在拍场上总是激发着收藏家和投资者的举牌欲，而这，是有数据为证的：他的《Two Eagles gunpowder on paper》于2008年9月17日在NY苏富比以42.25万美元拍出、《钱袋－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创作》于2008年10月5日在苏富比香港以482万港元易手、《九二一的烙印》于2008年11月30日在佳士得香港又以422万港元成交。

　　而成交价在400万以内的当代艺术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方力钧1994年作的《1994NO.8》估价200万至300万港元，成交价为230万港元。当然，低于估价成交的如：王广义2005年作的《大批判—宾特利》，最低估价为240万港元，最后以218万港元成交；唐志刚2004年作的《中国童话》，最低估价为250万港元，成交价为242万港元；刘炜的两件作品《游泳》（1994年作）、《革命家庭》（1992年作），则分别以458万和290万港元成交。

　　佳士得香港“亚洲当代艺术夜场”总体上除了张晓刚和刘野作品外，其他艺术家作品成交价格均没有超过500万港币。然其成交价的价格指数并不逊于近、现代书画版块。

　　非但如此，11月30日“20世纪中国艺术夜场”中，赵无极早期创作的《向杜甫致敬》为该场焦点之拍品，且以4546万港元拍出。此作为赵无极融会东西美学的精心之作，以西方的抽象艺术手法诠释中国古老文字甲骨文的内涵，完美而又得体地体现了中国风味，被称之为具有极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的典范。在此场夜拍中，另一位融贯中西的杰出画家吴冠中的《滨海树苗》（油画）也以266万港元成交。他的《百花山》（油画）于12月1日在罗芙奧香港2008秋季拍卖会上更以645.9997万港元成交。由此可见，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艺术创作的东西方手法、材质、理念的相互借鉴是一条回避不了的必然之路。

　　无可否认，今年下半年到现在，当代艺术的拍卖显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成交比率的萎缩和成交价的跌落，都足以说明前些年的“天价”与操盘手的做局不无关系。

　　但是，“四大天王”（张晓刚、岳敏钧、方力钧、王广义）在国际、国内的拍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崩盘”的现象。上半年上拍作品共119件，流拍16件，流拍率为13.4%；而下半年至今，共上拍91件，流拍22件，流拍率为24.2%。在金融风暴的格局里，能有这样的成交率和数件逾千万的成交价，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囿于“华尔街风暴”的作用力，我在《今秋拍卖新格局——被动洗牌》（《美术报》2008年9月27日）一文中就有过这样的预测“美术拍品的整体价格回落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又可被看做是艺术品市场的一次不得已的被动洗牌，被动洗牌的结果会使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进一步趋向理性。”

　　实际上，从10月4日苏富比香港秋拍到11月30日佳士得香港“亚洲当代艺术夜场”以及12月1日“中国二十世纪艺术”、“第二场亚洲当代艺术”日场，无不以事实回击了此前一些所谓市场评论家对当代艺术的“投井下石”。

　　据相关报道，12月1日佳士得香港“中国二十世纪艺术”日间拍卖到场人员相对昨天少。但有部分作品依然表现出强劲势头，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藏家们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激烈竞投，创下了两项艺术家纪录，总成交额为4148.275万港元。上拍作品109件，成交68件，成交率62%，以价值计算达到了69%。赵无极的《15—4—70》以506万港元成交并居此次拍场榜首；王济远的《自画像》以338万港元且打破了画家作品世界拍卖记录；陈丹青的《进城》也以314万港元成交。

　　下午的“第二场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是非常理智的拍场，主要表现在拍品的预估价不是太高，相比较11月30日佳士得香港“亚洲当代艺术夜场”的拍品估价，都有大幅度降低，因此，才得以创下了29项艺术家纪录且有29件拍品的最终成交价格超过了100万港元。值得关注的是，有41%的拍品最终成交价格高于原来的最高估价，整场拍卖上拍作品383件，成交210件，总成交额高达8014.7万港元，以上拍作品计算55%，以价值计算64%。其中石冲的《行走的人之二》以290万港元居首、张晓刚的《无题》和曾梵志的《面具系列 1997 No. 3》均拍出了242万港元。此外，张晓刚的《Bloodline Series (Boy) oil on canvas》于2008年11月13日在NY佳士得2008秋季拍卖会（二）“战后当代艺术下午场（中国艺术品部分）”以36.25万美元（247.5875万人民币）成交、张晓刚的《戴红领巾的女孩》于12月1日在罗芙奧香港2008秋季拍卖会“亚洲现代与当代艺术”专场以283.1997万港元成交；同在该场，曾梵志的《竹子·人》也是以471.9998万港元拍出。值得注意的是，在12月1日佳士得香港秋拍中上拍张晓刚的作品4件，悉数成交，另外1件《无题》、《无题》（共三件）也以182万港元拍出，仅1件拍品《血缘：大家庭》（平版印刷）的成交价是10.625万港元；上拍曾梵志的作品7件，4件流拍，其中《安迪·沃霍》、《跳水》均以218万港元成交。

　　佳士得亚洲当代艺术及中国二十世纪艺术部门主管张丁元认为, 尽管目前当代艺术市场的表现略显保守，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性的藏家基础依然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作品依然表现出强劲势头，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藏家纷纷以现场、电话及在线的形式进行激烈竞投，海内外的藏家对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的浓厚兴趣和收藏热情依然不减，且仍然具备充足的流动资金在恰当的时机进入艺术市场。目前亚洲当代艺术市场进入了一个理性调整期，当代艺术的买家们会更加理性地寻求艺术品的合理价格后积极出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家们在对当代艺术品合理价格的认知方面也更加成熟。”

　　在我看来，真正有品位、有修养、有眼光、有财力的收藏家、交易商和投资者会对今天的金融风暴持感谢的态度，而那些天价做局的操盘手以及那些靠抄袭、复制、变异西方所谓当代艺术图式的画家会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成为衰败的落叶。

　　如果比照一下近、现代书画的流拍率和成交价，所谓“撑住秋拍大潮之势”的近、现代书画是不足以乐观的。

　　近现代书画虽“成交率有保” 但成交价暴跌

　　2008年11月29日《上海证券报》《近现代书画有撑住秋拍大潮之势 成交率有保》以及12月2日雅昌艺术网专稿《香港佳士得中国书画依然坚挺》两篇文章，虽曰近、现代书画作品在这次秋拍中成交率不错，但比较此前的拍卖业绩显然是差强人意的，如果在仔细梳理一下近、现代书画的拍卖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依然坚挺”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当下金融风暴的拍卖的数据，我们不仅要看其成交率，还应该去看其成交价，因为片面陈书成交率的多与少而回避成交价的高与下，势必会导致人们对市场的认识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分析的误区。作为市场评论人士，在报道和分析市场数据时，要以历史的审视态度去解读，回避成交价高下的“成交率有保”，不能说没有以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之嫌。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12月2日佳士得香港“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虽说上拍作品239件，成交了169件，成交率71%，但成交价却并不理想：吴冠中的中西合璧的国画《白桦林》（142×179cm）以506万港元的成交，齐白石的《烟雨秋山》、《长年大利》分别以338万、170万港元拍出（此场上拍齐白石作品22件，流拍14件，余下的成交价都在数十万元）；傅抱石的《山阴图》、《蜀山寻仙》分别以314万、92万港元成交；张大千的《峨眉揽胜》266万港元（此场上拍张大千作品共27件，流拍12件，其中仅有3件作品拍了100多万，余下的成交价都在数十万元）；林风眠的《湖畔农暇》以206万港元成交（1、2日两场上拍林风眠作品共52件，流拍1件，余下的成交价都在数十万元）；李可染的《雨余夕阳图》、《漓江长帆》分别以170万、158万港元成交（此场上拍李可染作品6件，其他4件的成交价均在数十万）。

　　面对以上的数据，请问：有什么理由认为“从这些名家的拍卖价格来看，中国的书画市场还是着实平稳、备受热捧”？

　　如果我们稍事回顾一下2007年近、现代书画在拍场上的成交价，2008年其他已经结束的秋拍成交率和成交价是乏善可陈的。

　　2008年秋拍，吴冠中的《长江万里图》（横5.3米，纵35.5厘米）以接近高出估价800万港元2倍的1578万港元成交，虽然成为目前吴冠中的中国画作品拍卖的第三高价。但较之2007年5月31日在北京保利以 4070万元拍出的吴冠中（1981年作）的《交河故城》（横102厘米，纵111厘米），无论在尺寸上，还是在艺术水平上，这件巨制力作的价位比之《交河故城》都显得极为寒碜。《交河故城》的成交价不仅是吴冠中作品拍卖的最高价，也创造了中国内地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拍卖纪录。

　　张大千的作品，相对来说还比较坚挺，其《老树腾猿》以626万港元成交、《仿王蒙<林泉清集图>》以458万港元成交、《三巴话旧》以254万港元成交、《仿关仝<太乙观泉图>》以616万元人民币成交、《剑门》以280万元成交。

　　但以上的成交价却大大逊于2007年成交价（张大千1973年作的《泼墨山水》（镜心）、张大千1982年作的《松下高土》（镜心）、张大千1970年作的《溪桥晓色》）分别在香港佳士得、香港苏富比、台北艺流均以900多万元成交。（昔日张大千作品最高价位是478957元∕平方尺）
2008年秋拍，最能代表徐悲鸿绘画艺术动物类作品《高岗狮吼》、《奔马》仅分别以530万港元、263.2万元成交，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这价格与2007年11月25日徐悲鸿的《课徒画谱》在香港长风拍卖会上独领风骚，以2070万元成交，成为拍卖会上的“书画之最”以及2007年11月28日上海崇源上海工美秋拍徐悲鸿《人物课图稿》册页(八十开选四十) 以1120万元成交的千万级价格简直没有可比性。要知道，昔日的徐悲鸿作品最高价位可是493530元∕平方尺。

　　齐白石的作品在内地拍场上可谓是绩优股，但在2008年秋拍中，齐白石的《贝叶草虫》仅以219.52万成交。而在2007年北京匡时秋拍会上，齐白石的《花果》（四屏）、《大富贵》（镜心）却分别以3248万元 、1736万元成交。今日的219.52万元的成交价与昔日的最高价位350248元∕平方尺是何等的鲜明对照？

　　近几年在拍场上不断演绎千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神话”的傅抱石作品，在2008年秋拍中，他的《水阁围棋》也只是以254万港元成交。2008年11月10日在内地大牌拍卖公司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傅抱石1946年作的《渊明沽酒》（立轴）成交价161.28万元、1964年作的《双瀑图》（镜心）成交价196万元、1960年作的《松阁观瀑图》（立轴）成交价224万元、1943年作的《东坡诗意图》（立轴）成交价358.4万元、1946年作的《溪上清话图》（立轴）成交价548.8万元。

　　仅仅是一年前，在2007年北京匡时秋拍时，傅抱石的《东山丝竹》（立轴）、《听瀑图》（镜心）分别以2240万元、1624万元成交；2007年6月7日，在浙江皓翰夏季书画艺术品拍卖会上，傅抱石的《青枫欲赤》以1100万元成交；2007年11月9日，在北京永乐秋拍时，傅抱石1945年作《兰亭修禊图》（手卷）以2016万元成交。面对傅抱石昔日1050165元∕平方尺的最高价位，眼下最高成交价《溪上清话图》（尺寸164.5×56.3cm）的成交价值得圈点吗？

　　2008年秋拍，李可染的两件作品《白毛女》和《孺子牛图》皆以201.6万元拍出，这价格可能也是属于“羞于言表”的范畴，因为在2007年，李可染1982年作的《千岩万壑》（镜心）在中贸圣佳以900多万元成交。2007年10月6日，在香港苏富比李可染1964年作的《娄山关词意》（镜心）以1163，3万元成交；其中尤以2007年5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中国近代画拍卖会上，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以逾3500万港元的高价成交最为辉煌，打破了李可染作品最高成交价的世界纪录同时也成就了他的750891元∕平方尺的最高价位。

　　2008年秋拍，吴昌硕的《花卉册》374万港元的成交价也只是中国嘉德2007年11月5日以672万元拍出的吴昌硕1917年作的《岁朝图》近一半价，而吴昌硕昔日的最高价位则是188387元∕平方尺。
以上诸位近、现代书画大家的作品在已经结束的2008年秋季重头拍卖会上的部分拍卖数据，无一件拍品达到千万元的价格，这与2007年近、现代书画拍卖超过1000万元的排行（2000－4000多万元之间成交的有6件；超过1000万元成交的有8件；在2000多万元的成交中，傅抱石占2席，徐悲鸿占1位；在3000多万元成交中，齐白石、李可染师徒二人平分秋色；突破4000多万元成交价的，仅健在的吴冠中一人）来比较，缩水的幅度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2008秋季拍卖近、现代书画“成交率有保”，那么，似乎也可以说是成交价暴跌。

　　有人认为“华尔街风暴”是刺向当代艺术市场泡沫的一把利剑，而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的拍卖数据也证明其价格波动幅度不比当代艺术小，并没有显示出其顽强的抗风险性。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当代艺术或近、现代书画的本身，整个中国艺术品市场近几年的骤然勃起和迅猛发展，势必会导致其在很多层面有悖经济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感性成分居多，一旦遇上资本市场的强烈波动，这时候才会去痛定思痛，理性才得以回归。

　　要言之，只有市场行为在理性成为主导以后，其价格自会还原到理性的价格体系。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