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花的飞机票钱就快200万了！”董国强在2011年秋季拍卖季即将开始前说。

　　董国强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艺术品经营行业的老大哥，他在2005年与刘益谦合伙成立了这家专营艺术品拍卖的公司。6年间，北京匡时单场拍卖成交额已经从2亿多元增长至20多亿元，2011年全年成交额突破38亿元。这种惊人的业绩增长是董国强在成立拍卖公司之初所未料及到的，更是在他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进入艺术品经营行业时所无法想象的。

　　晚于世界的中国拍卖

　　国际拍卖业两大寡头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分别成立于1741年和1766年，他们一度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份额。在这两家拍卖公司成功运营200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才开始萌芽。

　　它的出现与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收藏传统极不相符，当然是有特殊历史原因。

　　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商业和军事力量的扩张使得中国不得不打开它古老的大门，被迫“开放”。1874年，英国鲁意斯摩拍卖公司在上海最先开设了其在远东的子公司，随后英商的瑞和洋行与罗森泰洋行、法商的三法洋行、日商的新泰洋行、丹麦的宝和洋行等纷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

　　光绪末年，北京崇文门大街上也出现了由外国人经营的鲁麟洋行，这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拍卖公司，主要从事衣物、家具等二手物品的拍卖。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家拍卖行在天津关闭。1986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拍卖业在中断了30年之后，于1986年在广州恢复成立了第一家拍卖机构——广州拍卖行。

　　虽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已经开始有拍卖行出现，但文物艺术品拍卖有其特殊性。

　　当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进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一些国营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许文物买卖。当时的文物艺术品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1980年代全国大概有70多家文物商店，它们的作用一是为博物馆收集文物，再就是出口创汇。文物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每家商店都遵循同样的价格标准，价格只根据文物的成色和完整程度而略有浮动。并且文物商店每天定额收货，最多收2000件文物，满额就关门，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再收更多文物。

　　但是“文革”被炒家收为国有的文物，平反后返还到民间的多如牛毛，很多家庭虽摆满了明清字画、瓷器，却一贫如洗。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嘉德， 是内地最早一批文物艺术拍卖公司之一。据公司元老、现任副总裁寇勤回忆：“有一位在‘文革’后喜获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家财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与其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电话传呼站的大喇叭实现。”

　　中国文物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文物艺术品拍卖放在社会中，它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行业，即使是在它迅猛发展的今天，性质依然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所以它完全附着在社会的发展和政策改变上，尤其在中国，没有政策，一切都无从谈起。

　　或许正是因为特殊的政策，得以让中国拍卖业自发生长。

　　苏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亚洲布局时，中国尚不知拍卖为何物。苏富比、佳士得早在1973年和1986年便入驻香港进行拍卖，又分别于1992年和1993进入台湾，1996和1993年进入新加坡。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得以“幸免”的是中国大陆，并非两家公司缺乏战略眼光，实乃大陆严禁外资进行拍卖的政策使然。

　　今天，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公司早已撤出台湾和新加坡，在亚洲独守香港，而它们未能触及的大陆，拍卖公司带着原始的野性，迅速成长，甚至反超。历史无法倒转，如果最初政策允许苏富比和佳士得进入大陆，不知还是否有大陆拍卖今日之景象。

　　政策夹缝中自发生长

　　1992年，中国台湾和香港拍卖市场已与西方接轨，然而大陆却尚未有正规拍卖公司成立。破土而出，更待何时？

　　同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经济大潮即将到来时，蠢蠢欲动的人们终于得到政策支持，形成中国特有的“下海”经商浪潮。

　　在这股浪潮中，年轻的董国强是其中一员。他决定辞去在海关工作的“铁饭碗”，毅然“下海”。经商后的董国强先后开办过运输公司和文化公司，短短几年内积累了数百万资产。因为董国强从小喜爱书法，并在1992年全国第五届书法展览获奖，因此结识了很多书画界朋友。一个从小的爱好，一个转折性的决定，让他和中国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有了经济基础后，董国强成为最早一批艺术品买家。而那些渴望拥有艺术品又苦于没有便利渠道购买艺术品的人，也终于迎来了福音。

　　1993年6月，上海经营艺术品的国营百年老店“朵云轩”成立了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并举行了“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这次大陆史无前例的拍卖开始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以朵云轩为始，国营文物商店和文物公司纷纷陆续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这其中有北京文物公司于1994年1月成立的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及同年由北京荣宝斋成立的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建国后，位于北京的琉璃厂是中国文物主要集散地之一。位于琉璃厂东街和西街的北京文物公司和荣宝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垄断着琉璃厂的文物交易，国营背景是他们唯一的制胜法宝。而他们旗下拍卖公司的成立，无形中将文物艺术品交易带进拍卖时代，也将他们自己抛向了自由市场的竞争中。

　　早于翰海成立半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中国嘉德以股份制形式组建，首批股东单位组成复杂，其中不乏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长城饭店、中国画研究院等国有单位。其积极意识是：它的成立打破了建国以来国营企业垄断文物艺术品经营局面。

　　显然，中国嘉德肩负了政府对文化艺术产业开发的探索责任。当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酒会在长城饭店东花园举行，场面空前。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运之、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等各界重要人士都亲临现场，一家拍卖公司能举办如此高规格的酒会，史无前例。当然，这和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出自体制内关系甚大。

　　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艺术品拍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90年代初这个当口，已经形成不可遏抑的发展势头。此时，国家文物局顺水推舟。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后改名为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得到“正名”的这6家拍卖行组成中国拍卖初创时期的最初格局。

　　按照董国强的话说：“那时候，只要国家允许你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这时拍卖行业的局面是：在经营上，国有制和股份制企业各有千秋，但在原始状态下，各企业间并未有激烈竞争。

　　区别来看，传统文物商店转型的拍卖公司有一些先天优势。首先在计划经济下，全国的文物系统掌握着全部文物买卖资源，谁家有重要货源或者谁有可能出钱购买，都有记录可查，这就容易打通买卖的通路；第二，全国各地的文物公司虽然都是独立经营，但是他们在没有开设拍卖公司的情况下会互相支持。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温桂华介绍说，北京翰海在成立的最初几年具有这方面优势，这使他们虽身处北京，而容易得到全国各地的文物资源。但她同时指出，文物系统背景成立的拍卖公司的服务和品牌意识普遍不强。

　　这恰恰又是股份制拍卖公司的优势。在缺乏文物市场资源的情况下，他们在成立之初就有危机意识，一开始就要学着找资源。此外，非国有企业引进人才手续相对简单，而国有公司人才引进要严格按照国家工作人员规定和待遇，在这方面股份制企业也具有一定优势。

　　但是这些相对的优劣在市场初级形态下都不是左右成败的主要因素。文物艺术品拍卖依靠中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引起了港台华人和中国正在发展中第一代富人们的关注。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的温桂华回忆起她参与翰海第一拍时，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兴奋：“1994年，翰海第一场拍卖拍了3000多万，我们当时觉得已是天大的数字，现在可能连买一件东西的钱都不够。”

　　翰海拍卖成立首拍在保利剧场，上下两层。当时翰海在文物系统内首先开办了拍卖行，全国的文物系统都来观摩，海外也来了很多试探性观察人员，他们对中国的拍卖政策不了解，很多都在观望。楼上是观望的人，楼下是竞买者。温桂华说：“当时没有拍卖师，就临时找人充当，因为没有经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特地带30个员工去保利剧院彩排。”

　　当时场内来了两位重要买家，一个是来自香港的持1号竞买牌买家，一个是来自广东的持900号的买家。1号买家身着白色西服，手拿一支笔，精神很好，而且为人高调，像演电影般当场买了1000多万元的艺术品。他就是后来被人们广为熟知的在香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张宗宪，翰海在之后的很多年中都专门为张宗宪保留1号竞买牌。同时他也成为另外几家大陆拍卖公司的大客户。900号买家当场也拍下很多作品，但在此后却再也没有出现在拍卖场。

　　“现在回想起来，拍卖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每人都是一种兴奋状态，下面每出了一个价钱，我们都觉得那么高，不太相信，”温桂华说：“这种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文物商店的价格体系。”

　　拍卖江湖初形成

　　时势造英雄。计划经济逐渐瓦解，集体的面貌逐渐模糊，个人的力量开始掌控这个独特而神秘的江湖。而“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将是长期困扰中国拍卖公司的主要问题，甚至今天依然以另外的形式存在。

　　董国强是中国大陆拍卖行业最初见证者，他认为中国拍卖业能够发展起来，有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另一个是北京翰海首任总经理秦公。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陈东升，在成立中国嘉德之前，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副局级)。20年前，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巨头已经完成了亚洲布局，然而在受政策限制进入大陆受阻后，陈东升抓住这个机会，颇具远见地察觉到拍卖这种形式会极大地适应中国文物艺术品行业。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几经审批后，终于在北京长城饭店后的花园草坪上举行了成立仪式。

　　当时，陈东升带领的是一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团队。中国嘉德成立后，他出任董事长及总经理，旗下有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王雁南及甘学军。

　　当时，学外语出身的王雁南之前是长城饭店副总经理，从事的是和文物艺术品毫无关系的酒店管理。3年后的1996年，陈东升出走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退居幕后成为嘉德的股东，由王雁南继续带领中国嘉德走到今天。

　　“嘉德创建之初，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员工几乎都没有从事艺术品交易的经历，”嘉德元老之一、现任董事副总裁的寇勤说。但是嘉德成立十几年中培养了很多拍卖人。有些人留下，成为如今嘉德的中坚，更多的人离开，成为后进拍卖公司的主力。

　　当时与王雁南一同担任副总经理的甘学军，曾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他1997年创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并于2001年重回拍卖业，成立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甘学军带领华辰已走过十年，也曾一度成为国内重要的拍卖公司。

　　江湖前十年的终结

　　2000年，北京翰海拍卖第一任总经理秦公因病突发逝世，震惊拍卖业。2010年，作为秦公昔日好友的董国强撰文纪念秦公逝世10周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秦公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就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奠基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如果他活着，其他人都没戏。”1993年，时任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面对新的经济和收藏环境，在国内文物系统中较早顺应形势举起拍卖大旗，并自任总经理，从此在他生命的最后7年，他痴迷地扑到艺术品拍卖行业，奠定了翰海拍卖在行业中长时间的领先优势。

　　秦公去世后，由同他一起创业的温桂华领导翰海拍卖至今。而曾经在秦公和翰海周围的一批人如今也都成为这个江湖的关键人物。

　　董国强和秦公因拍卖而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董国强在书画界有一定人脉，并且对拍卖这个新行业也具有浓厚兴趣，于是成为翰海的“编外”人员，开始帮助秦公组织拍卖。自此，董国强开始与艺术品拍卖结缘。这段宝贵的经历使董国强在2005年创办匡时拍卖公司时，游刃有余。与董国强一起给翰海帮忙的还有易苏昊和马未都。易苏昊后来成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马未都后来建立观复博物馆，登上了《百家讲堂》成为妇孺皆知的收藏专家。

　　与此同时，董国强的另外一个同行兼朋友赵旭，事业也在热火朝天地发展。他除了自己做书画经纪人，还不时地参与组织北京荣宝的拍卖活动，最好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组织两到三个专场拍卖。赵旭后来成为2005年成立的北京保利拍卖实际操控人。

　　“拍卖场上，80%的人我都认识，”董国强在描述上世纪90年代的拍卖场时说。当时拍卖公司少，从事艺术品行业的人也不多。无论是拍卖公司之间还是拍卖公司和行家(艺术品经纪人)及收藏家之前都相互熟识。

　　“我当时跟行业内的人都特别熟，易苏昊是我艺术行业的老师，董国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早年跟荣宝拍卖合作很多，荣宝现任总经理刘尚勇对我的帮助很大，跟嘉德、翰海很多人都非常熟。”现为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的赵旭说，“即使2005年，我任职于拍卖公司，跟之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竞争对手，但是我们的友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这种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微妙关系，形成了中国拍卖业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气质，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又似江湖。

　　在中国拍卖业形成的最初十年，不仅培养了很多拍卖人，而且使董国强、赵旭等一批行家深入了解拍卖行业，他们将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开创崭新的拍卖时代，将拍卖江湖演绎得绘声绘色。

　　风云突变的2005年

　　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中国拍卖业虽然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陆续退出一线竞争行列，但总体来说，江湖一直都风平浪静。

　　行情的变换，加速了拍卖江湖的涌动。

　　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为控制疫情扩散，上半年国内的所有聚众活动全部被迫停止。艺术品买卖也因此沉寂了一个拍卖季。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减弱，艺术品拍卖重新启动，大家积攒的热情在那一刻爆发，以书画板块为首的艺术品价格开始井喷式增长。

　　拍卖公司业绩开始大幅攀升，这其中滋生了巨大商机。

　　对中国艺术品行业观察了十几年的董国强决定出山开办拍卖公司，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成立北京匡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而在匡时成立的3个月前，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依靠保利集团的强大品牌和实力，强势建立。资深艺术品行家赵旭出任执行董事，实际操控保利拍卖的运营；而前一年的12月，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也依靠“西泠印社”这块百年品牌而成立，在它之前，原本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艺术品拍卖竞争，以北京的完胜而结束。北京依靠广泛的艺术资源和鉴定人才队伍等多方面原因，成为中国唯一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西泠拍卖在杭州举起大旗，成为目前唯一依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南方拍卖公司。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和西泠拍卖的掌控人赵旭、董国强、陆镜清(2001年曾任杭州荣宝斋负责人)，都是在艺术品市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资深行家，与1993年左右拍卖公司几乎清一色的国企背景领导者大相径庭。这些在行业内人脉广泛、经验丰富老道的拍卖公司掌门人，在随后几年中，领导着他们的公司冲击了旧有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格局。

　　外资拍卖行曲线布局

　　2005年，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几乎和匡时同时成立，但这家公司显得尤为不同——得到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的商标授权。2005年永乐举行第一场拍卖后，“国际拍卖大鳄终于攻陷大陆”的消息不胫而走，掀起了艺术市场的轩然大波。在国内不允许外资拍卖公司在中国内地开办拍卖业务的情况下，北京永乐的出现，被认为是佳士得在“借壳上市”。

　　“国际拍卖行抢滩中国”——这在中国拍卖业刚刚有起色的2005年是一个震动整个行业的新闻。永乐举行第一场拍卖后，中国拍卖协会出面吊销为永乐举棰的刘新惠的拍卖师执照，并直接导致永乐2006年春拍取消。但是在经过调查和调整后，永乐拍卖在2006年秋季重新开拍，并且保留了佳士得的商标授权。

　　在随后的几年发展中，事实证明，永乐并没有因为有佳士得的商标授权而在内地取得太大优势，佳士得是否是借壳上市也再没有人谈起。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表示：“永乐拍卖是一个独立的内地拍卖公司，佳士得仅仅对永乐是指导和顾问的关系，就像老师带徒弟。永乐拍卖也是完全参照佳士得的操作标准要求永乐。”

　　董国强在建立匡时之初，已经对内地拍卖格局有清醒认识。中国嘉德依靠成立时间早和相对完备的管理已树立起优质品牌；北京翰海依托国有背景和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也已有稳固地位；新成立的保利也依托在实力雄厚的国企之上；早匡时成立一年的西泠拍卖，也有“西泠印社”的牌子作为号召力。

　　那么匡时作为一个新公司靠什么生存呢？单靠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显然不够，自己的公司也不可能去挂靠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

　　“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实力至关重要，”董国强说。于是他想到了在上海金融行业做得颇为顺风顺水的刘益谦。

　　刘益谦号称“法人股”大王，是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04位，坐拥50亿资产。他在2005年匡时成立之前就在艺术市场上收藏作品十余年，并在这期间和董国强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当董国强找刘益谦合伙成立拍卖公司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2006年，他还投资开办了上海道明拍卖公司。

　　刘益谦对近三年的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和夫人王薇被誉为新一代的“封面王”，凡是拍卖公司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他们多会拿下。有人称如果没有王薇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将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一蹶不振。刘益谦夫妇最近几年每年都投下10亿元左右购买艺术品，这10亿元加上它的杠杆作用(有些作品刘益谦和别人竞买，虽然没买到但是也将最终成交价格抬升了很多)，对整个拍卖市场起到了持续发酵的作用。

　　经过5年发展，至2010年，赵旭领导的北京保利以91.5亿元的全年总成交额领跑中国拍卖业，而王雁南领导的中国嘉德优质品牌依然屹立不倒。他们两家组成目前拍卖行业第一梯队。温桂华领导的翰海拍卖依然保持着老牌公司的优势，董国强领导的匡时依靠专业和业界口碑紧随其后；陆镜清领导的西泠印社拍卖在南方独树一帜；而北京永乐则依靠佳士得的品牌优势，业绩也在稳定攀升。

　　陈东升和刘益谦现在依然分别是嘉德和匡时的股东，他们因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成为拍卖场上的重要买家。

　　江湖义气还是行业利益？

　　一如赵旭所言：“竞争并不影响友谊”。这些昔日的圈内人都成为各自公司的领导，在竞争局面日浓的今天，他们还保持着一种“江湖义气”，或者说本身他们就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

　　董国强说：“不管哪家拍卖行我都会捧场，还会介绍我的朋友去买。”

　　2011年春季，拍卖市场中出现了一件齐白石巨制《雄鹰图》，这件作品在中国嘉德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而这件作品的送拍者就是刘益谦。很多人疑惑地问董国强，凭他跟刘益谦的关系，为什么不让他把作品放在匡时拍。董国强对《芭莎艺术》说：“首先，我不想让别人说匡时某场拍卖的成功是靠刘益谦的藏品帮忙；其次也是为刘益谦的个人利益考虑，以他和匡时的利益关系，放在匡时谁敢来买？。不管是哪家拍卖公司拍出高价的作品，我都会为他们高兴。”

　　2009年，中国艺术品早期重要藏家尤伦斯夫妇决定将部分藏品拿出拍卖。这批重量级的作品是各家拍卖公司都梦寐以求的，但得到并非易事。尤伦斯方面提出要在拍前得到高达亿元的保证金，这对拍卖公司是有风险的，如果这批作品没能够超过保证金的价格拍卖出去，拍卖公司将会拿不到提前预付的保证金。当赵旭面临这个两难决定时，他想到找董国强商议，董国强为赵旭四处找寻可能为这批东西买单的藏家，以降低风险，其中就包括他的搭档刘益谦。最终，尤伦斯的藏品在2009年保利秋拍登场，取得了空前成功，仅其中吴彬《十八应诊图》一件就拍得1.69亿元，而出手购买者正是刘益谦。

　　互相帮助，为私交也为利益。保利2009年秋拍尤伦斯专场的成功，为正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艺术市场清除了阴霾，各家拍卖行均在其中受益。在行业的初始阶段、在行业遇到危机时，聪明的人会意识到：内部要保持相对团结。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原因的影响，2011年的艺术市场又开始弥漫消极情绪。稍早开拍的2011香港苏富比秋拍成绩平平，这加重了人们担心的情绪。11月16日，董国强在微博上写道：“艺术品市场进入‘维稳’时期。拍卖公司之间，行家之间要和谐共生，这个时候还给别人打枪的就是自杀。”

　　江湖不只有义气，“武林盟主”的争夺也是暗藏玄机。

　　从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时成立的2005年始，政策的桎梏卸下，中国艺术品拍卖业进入自由竞争时代。在这几年中，伴随着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中心。2005年至今，除了短暂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外，拍卖公司的业绩是一家更比一家高。

　　江湖成海的困境

　　艺术分析机构Artprice此前发布的《2010艺术市场趋势报告》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从全球第三(2007年)，跃升第一位(2010年)仅用了三年时间。此外，中国艺术家的拍卖成绩再次巩固了艺术市场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

　　通过中国拍卖市场的运作，不管是中国书画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还是张晓刚、周春芽、曾梵志，其作品拍卖屡屡创造“天价”。拍卖额的恶性竞争，让各家公司疲于奔命。在每一个拍卖季前后，各个拍卖公司都是迎来送往，犹如战场一般。“每次到台湾征集作品，为了适应不同客户的作息，自己几乎24小时不睡觉，每天见十几拨的客人。”董国强说。

　　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在某个周六早上接受《芭莎艺术》采访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倦容，她坦言自己已没有周末和时间的概念，“我是多么想各个拍卖公司能够停止拍卖额的竞赛，静下心好好在拍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功夫。”

　　但这一切都只是美好的愿望。对于一个发展初期的复杂市场，恶性竞争也许才能催生真正的大鳄。

　　人不会在春风得意时反省人生。公司也一样。业内人士表示，这几年的行情根本就不给拍卖公司思考的机会，一迟疑，就会被反超。如果公司拍卖额不在前几位，就会被认为公司的购买人气不足，直接影响下一季拍卖的拍品征集。加上艺术市场的投机泡沫，艺术家、机构参与的炒作，完全改变了行业的竞争环境，从之前的买家市场转换为卖家市场，拍卖公司有好东西才是硬道理。

　　陈郁是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近几年拍卖市场中的大买手之一，曾参与多件亿元拍品的争夺，购买作品主要以投资为目的。虽然他跟几个拍卖公司老板私交很好，但他说：“我选择拍卖公司的唯一信条就是有一流的作品。”

　　2011年10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首次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业绩最好的十家公司纳税总额5.81亿元，占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纳税总额的72.63%；2010年上千万元的拍品共408件(套)，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集中产生在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几家企业的拍卖会上。

　　表面的风光，并不能掩盖背后的问题。在此次统计的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截止2011年4月31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只有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付款难成为一大问题，这也让拍卖行沦落为求买、求卖、求付款的“三求”公司。

　　虽然拍卖条约上明白写着：在竞买生效两周或者一个月内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是拖欠拍卖款成为拍卖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为了不得罪客户，一般拍卖行都会采取忍气吞声。

　　董国强说：“拍卖做了六年，赚的都是数，看不到钱。把拍卖行关掉，然后把所有欠款都追回来，那才知道真正赚了多少钱。”

　　从江湖到行业

　　不健康的发展，让中国拍卖业始终处于江湖式的金钱游戏中。而要让游戏继续玩下去的压力，则转嫁到各个拍卖公司掌舵人手上。董国强、赵旭、王雁南……这几个名字，直接决定了这个行业的走向、营业数字、甚至行业生死。

　　这种资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让中国拍卖业像是江湖地位的分割，各自守着一块宝地，小有纷争却相安无事，整个行业的发展却因此变得更功利、粗放、短视。董国强对此的分析是：“有些客户十多年的朋友，他基于对我个人的认可与匡时有业务来往，他们已经习惯了只和我打交道，派其他人去都不好使。我这个老板是全公司最累的人。”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旭更是从拍品征集、宣传、销售、催款统统一把抓，虽然他手下有几十号人，但公司大事小情几乎都必须由他处理，或者经过批准。

　　“大家都提醒我，不要像秦公一样，过早消耗生命。”董国强说。“秦公57岁就去世，尽管他在世时带领翰海勇夺全国第一，但是生命的短暂，再辉煌也不值。

　　在公司和行业初创时期，领袖的作用无疑是成长的原动力。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公司的品牌会成为主导因素，而不是个人。”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说，不过他同时承认：“把正规化和本土的灵活度结合在一起的拍卖行会吸引到更多客户。”而拍卖公司品牌的建设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的操作方式依然具有现实作用。

　　尽管代表中国拍卖行业声音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最后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主流企业运行正常，社会反映良好”。但事实上仍有一些公司存在着 “滥收费”、“知假拍假”、“假拍”等不诚信行为。有些甚至成为“艺术品身价炒作”的工具。行业的整体社会形象并不令人满意。

　　20年前，拍卖企业少，参与者少，关注者少；而今天情景完全相反，局面复杂；20年前，中国拍卖业在政策夹缝中自发成长；今天它面对开放的经济大潮，一发不可收。但随着2011年中国火爆的拍卖行情略有降温，一些拍卖企业通过上市、资产重组等方式寻求变革，以及江湖重要人物的离开，中国拍卖江湖会开始新的一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