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故宫分院来了！抗战时期，重庆守护了大批故宫南迁珍宝

　　《国家宝藏》的热播，让故宫里的馆藏成为网红般的存在，很多人看完节目都大呼：“故宫等我！”

　　还有，你知道吗，重庆与故宫历史渊源悠久——抗战时期，安达森洋行旧址、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等，是故宫文物南迁到重庆的重要存放点，其中安达森洋行旧址曾存放故宫文物3694箱，重庆与故宫博物院一道不畏艰险，为保护故宫稀世珍宝尽到最大努力。

　　今日上午，故宫学院（重庆）签约揭牌暨故宫文化传承活动，在安达森洋行旧址举行。此前，重庆市政府与故宫博物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就共同构建文化遗产人才、科研、项目等交流机制达成合作意向。这次故宫来渝，与市文化委、南岸区达成六项合作：

　　1  在重庆设立故宫学院分院，通过故宫学院平台开展培训活动，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提供专业人才支持。

　　2  在安达森洋行旧址建设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主要用于展示南迁史实、举办相关展览，向公众传播文物保护理念。

　　3  开展故宫文化数字化展示，利用数字多媒体等方式，展示故宫最新的数字化应用成果，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4  在安达森洋行旧址设立紫禁书院（重庆），主要开展与故宫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和交流，通过多种方式为公众提供故宫文化信息。

　　5  加强学术科研交流合作，合作举办论坛、研讨会，故宫博物院对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建设予以指导支持。

　　6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传播合作，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收藏研究及教育优势，结合重庆市的地方资源与特色，共同开展公众教育活动等。

　　重庆与故宫博物院渊源深厚、交流频繁。话不多说，下面我们就来摆一摆重庆和故宫之间的传奇故事。

故宫文物南迁

　　守护中华文脉

　　1933年，当山海关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传到北京，围绕故宫文物要不要南迁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伤透了脑筋。

　　胡适想通过国际社会干预保护文物，可当时几乎整个国际社会都想拿走中国的文物。

　　鲁迅写下“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

　　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不同意南迁，给支持和参与南迁的人员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鼓动人们将故宫的城门都给堵了起来，差点被打。

　　最终，闹剧以确定南迁结束。因为“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

　　刚刚开船离开

　　日军炮火攻城

　　每件南迁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比如“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同时，专家们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当时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依然一丝不苟、极为繁复，甚至将一箱瓷器从城墙上扔下，箱内的瓷器也毫发无损。

　　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南迁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均配有故宫工作人员全程押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都有文字记录。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曾经故宫博物院理事李济和院长马衡在视察时，他们在册中随便圈了两号，5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中提出来了，管理之高效可见一斑。

　　19557箱文物抵沪后，放在上海法租界暂存，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南迁文物只能分三批向西迁移。同年12月9日（南京沦陷的前4天），这些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

　　船刚开，雨声夹杂着隆隆炮声，日军开始攻城了。

　　留城文物，无一幸免被日军或掠或烧。

　　在菜园坝挖洞保存国宝

　　这不科学

　　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就这样，数千箱故宫文物辗转来到重庆。这些文物字画最多，对保存条件要求较高，因此仓库要找隐蔽性好的、结实的，同时还对空气湿度有要求。

　　当时，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主持了关于故宫文物在重庆存放地点的会议，决定立即修建专门的库房存放国宝。担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的马衡，想就近在菜园坝的附近挖山洞，建立基地保存国宝。但菜园坝离著名的珊瑚坝机场太近，特别容易遭受轰炸，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将文物分三处存放，即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和吉时洋行。

安达森洋行旧址。 胡杰 摄

　　其中，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存放了3694箱文物，是存放故宫文物最多的地方。

　　把腊肉甩了存文物

　　瑞典人帮忙避日军轰炸

　　安达森洋行，位于南岸区南滨路慈云寺旁，始建于1890年代重庆开埠初期。看上去是几栋破旧的仓库，但它却曾经是故宫文物的“临时避难所”，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传奇。

　　安达森是瑞典人，重庆开埠以后，他来到重庆南岸海狮支路2号买地建房开设洋行，主要经营鬃毛、腊肉及百货等。资料记载，安达森洋行原有6栋建筑，占地近万平米。当时故宫博物院租下四个仓库，安达森下令“把仓库里的腊肉都甩了”，将3694箱文物都搬进了仓库。

　　瑞典作为二战中立国，为防日军轰炸，洋行的主人瑞典人安达森每次在日军轰炸机来临时，便将瑞典国旗在屋顶铺开，就这样，故宫文物得以逃过大轰炸劫难。

　　“守卫者”朱学侃

　　为故宫文物而死

　　1939年5月，随着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日益加剧，故宫文物被迫再次向乐山转移。

　　由于江水涨潮期时间太短，押送人员必须昼夜抢工。故宫职员朱学侃在玄坛庙船舱边布置装运，江上漆黑，船中昏暗，朱学侃竟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他是为守护南迁文物身亡的第一人。

　　在继续迁徙的过程中，故宫文物也状况不断：行船于江上，纤绳竟然断了，船体失去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里的工作人员一起被水冲到下游……最终，搬运工靠人力，将一箱箱文物扛到乐山。

　　回迁文物重庆聚首

　　抗战胜利又战白蚁臭虫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随即规划复员，开始着手准备故宫文物复归计划。在计划中，重庆扮演了聚集地的角色，分为三路分别西迁到四川乐山、峨眉，以及巴县的文物，将全部先运到重庆，再循水路直运南京。

　　1946年，所有故宫文物运抵重庆，藏入海棠溪向家坡山脚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的库房，故宫博物院根据情况成立了三个小组负责整理保护。

　　在这时，白蚁和臭虫成为困扰他们的大害。白蚁非常厉害，一天之内，能把一箱的东西吃个精光。为了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去箱中，据故宫学者那志良先生回忆，工作人员在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件之中，必须爬过鹅卵石，它们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才能达到箱子，要检查白蚁是否上来，只要看看鹅卵石的四周有没有它们筑的隧道就知道。这项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人员每人发给一个棉垫、一个电筒，每天上午、下午分别检查一次。

　　文物集中重庆之后，故宫博物院就积极接洽船只，准备复原还都了。本来打算是把这些文物直接运回北平去，但因时局关系，平汉铁路的运输有问题，只能改为运到南京。从重庆沿长江水路运到南京的文物是比较顺利的。他们先在海棠溪设立一个转运站，用汽车从向家坡载运来的文物箱件，先由转运站负责人点收装上驳船，拖到对岸存入仓库，装船的时候，再由仓库将驳船拖出，用人力转入轮船。装运文物的轮船到达南京后，由在码头上负责接收东归文物的人员照应，将文物箱件装汽车，再运到文物库房储存。这批文物，自1947年6月中旬起运，到12月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