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守护人”易烊千玺

　　导言：一大波密密麻麻的弹幕攻占你看《国家宝藏》的屏幕了吗？回想下，易烊千玺到访上海博物馆时，便引起了观展量猛增。这周《国家宝藏》第七期，上海博物馆在近102万件馆藏文物中推荐的3件国宝是：大克鼎、商鞅方升与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并由易烊千玺、黄磊、那英分别担任国宝守护人，与国宝“共享记忆”。

上海博物馆

　　[“秦始皇”黄磊：延续商鞅方升的计量标准]

　　提到商鞅方升，便会想到“商鞅变法”，它是目前为止见证商鞅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改革的唯一实物例证。而作为战国时秦国标准计量器，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商鞅方升

　　此件方升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200毫升的容积是商鞅统一度量衡所规定的标准“1 升”。小小器物中，包含了两段铭文，讲述了两个不同时期跨度100多年的两个事件，而这跨度期间，正好是战国群雄到天下归一的这段历史。

商鞅方升侧面铭文（第一段铭文）

　　第一段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

商鞅方升侧面铭文（第二段铭文）

　　第二段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讲解，第一段铭文是公元前344年，战国时秦国国君秦孝公期间，大致内容是关于商鞅变法和统一度量衡。而第二段铭文是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这时期的秦始皇已经兼并天下，并已称“始皇”，却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秦始皇”黄磊

　　在“前世传奇”剧场中，黄磊并没有选择以商鞅方升作为主要剧情，而是以战国末期燕国琴师高渐离为引入。一句“是谁将变法进行到底”而指明，商鞅方升实行后的百年间，大秦子民尽遵统一法度，执法守法，整个国家齐心协力执行改革全国的决心，才有了后来车同轨、书同文，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大统一。

　　所以，方升虽小，背后却是秦国延续百年的强国之计。

　　[“朱克柔”那英：志要缂出与众不同的《莲塘乳鸭图》]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

　　《莲塘乳鸭图》是南宋朱克柔的传世之作。朱刚，字克柔，女，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她以缂丝作品著名。此幅作品使用缂丝工艺，幅式巨大。彩色纬线缂织细密，通经回纬，丝丝缕缕皆匀称适宜、分明，在现存宋代缂丝画作传世作品中属上乘之作。

　　“缂”是动词，在画面不同彩色的交替之处，以及纹路的边界都有雕琢镂刻的效果，这就是缂丝之名的由来。画作采用“通经断纬”工艺，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能看到盛开的莲花拥抱一池春水，图中的景象的鸭子、乳鸭、白鹭甚至浮于水面的昆虫都是成双成对，蕴育着相濡以沫的美好寓意。

“朱刚（朱克柔）”那英

　　“前世传奇”剧场中，那英扮演的朱刚（朱克柔）的毕生所愿是要以作品“动天下人之心”。她作品中色彩雅丽，线条精谨，具有春夏池塘的自然生趣，俨然院体风格。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这件缂丝作品问世，至少离不开两个社会背景，首先与当时已相当成熟缂丝的造制工艺有关；第二，跟当时社会消费和审美的导向分不开，“当时的社会在追求一种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

　　这件作品对光线和保存环境要求极高，能从南宋完好地留存至今，很有可能是在作品刚完成就被装裱，并且当时和后来的历代收藏者都对它的保存环境做了防潮、防霉变和防虫害等处理。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作品中翠鸟、燕子和蜻蜓都是单独一只，据专家们推测，珍藏在上海博物馆的这件作品并非是一件完整的缂丝作品，很可能是从原件上裁剪下来的部分。

　　[易烊千玺讲述以“礼”治国：两次出土的大克鼎]

大克鼎

　　大克鼎出自西周晚期，周代时在祭祀中用鼎盛放牛羊猪肉作为祭祀品，渐而鼎成为了国家重器，也成为了王权、统治权的象征。

　　大克鼎在清光绪年间陕西扶风县窖藏出土，同时出土的有小克鼎（7个一组的列鼎）、钟等器，现分散在世界各地。

　　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大克鼎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就跟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壁内有290 个字铭文，记录了鼎的主人是一位西周的膳夫（宫廷厨师长），名叫“克”，铭文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克的祖父功绩的追述，二为周王对克赏赐的记载，包括赏赐的礼服及大量土地、人民。

7个一组的列鼎

　　当时只有诸侯才能享用7个鼎，所以这位名叫克的膳夫，可以确认在当时极受周王重用，是一位权重一时的重臣。而易烊千玺演绎的“前世传奇”中，也述说了克不费一兵一卒，仅凭“一块祭肉”便平定内乱的事迹。

易烊千玺

大克鼎铭文290字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表示，大克鼎的铭文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其中铭文记载的周王对克的赏赐，也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及管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

　　而这些铭文书法字迹非常规整有力，在清末受到了很大的推崇，也对后来书法篆刻艺术有所影响。

　　这件大克鼎曾两次出土，其中需要提到两位重要的人物：潘祖荫与潘达于。

　　吴湖帆的岳父潘祖荫是清代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其搭救之恩。大克鼎在清光绪年间首次出土后，潘祖荫成为其主人。而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

潘达于

　　战争时期，曾经的大家族门丁凋零，守护大克鼎的重任落在了一位年轻女子的身上，她就是潘达于。潘达于用毕生的经历来完成祖先交给她的唯一一件事，看好这些文物。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两个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埋到屋子底下，书画和小件古董三十几箱藏进隔间。苏州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 批日本强盗，一遍遍搜刮，财产什物损失殆尽，除了被埋在地下的这些文物们。抗战胜利后，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解放之后。

潘达于寄出的捐赠信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表示愿意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赠给国家，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这一奖状在潘老卧室里，一挂就是50年。

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1959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 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