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书法》杂志在上海创办，之后，“首届全国群众书法竞赛”、“首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首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等活动相继展开。提到这些，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周志高。

 

    为此，我们赴京采访了周志高先生。周先生很健谈，特别是面对书法，话匣子一打开，泻出的都是历史。他不时拿出当年的文件、杂志、照片，眼睛里都是激情，跟着他，我也似乎走进了幽深的历史之中……

                                                                  ——记者手记

 

    樊利杰：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你办杂志，搞比赛，颇有另类的感觉，这些想法是怎么出现的？

 

    周志高：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书法交流日益增多。当时恰逢毛主席公开发表“学一点哲学，学一点历史，学一点书法”的号召。那时我20多岁，有激情，就把握机会，把上海的工农兵等组织起来，开展书法活动，到“文革”结束时，我们的团体已发展到100余人，大家熟悉的就有周慧珺、韩天衡、张森、沃兴华等人。

 

    樊利杰：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师资和资料都比较匮乏，您是怎么解决的？

 

    周志高：那时，上海有很多书法专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大部分人并不能从事书法事业。但我还是想办法把他们请来讲课，如1975年，我们请来了王个簃先生。

 

    樊利杰：既然组织规定不能从事书法，您请他们讲课，有没有遇到麻烦？

 

    周志高：就在王老上课第二天，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腐蚀工农兵？要我作检讨。我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所用。像王个簃，虽没平反但基本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为社会服务呢？”

 

    樊利杰：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您这样说，是冒着风险的。

 

    周志高：没有，我的身份保护了我。那时讲究出身，我出身贫下中农，曾是红卫兵的队长、恢复出版革命小组的组长之一，是党培养的对象，根红苗正，没小辫子，即使有不妥，也属“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只要有道理我就敢讲。

 

    樊利杰：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书法界？

 

    周志高：那个时候书法界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文革”前有权威的组织，如1961年成立的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沈尹默任会长，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书法爱好者。我们都受益于它。

 

    樊利杰：当时书法交流频繁吗？

 

    周志高：自1972年开始，就有日本人到上海参观旅游。因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日本人，对中国书法，他们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他们认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对古代书法家非常崇拜，对兰亭等书法名胜也很向往；二，他们认为当代中国落后，穷，书法在走下坡路，看不起中国的书法家，甚至放言，如果中国想把书法搞上去，就得去日本学习，他们那里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态度很傲慢。那时我血气方刚，正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不相信我们这一代就落后于日本，听到这些后心中常常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怒火，我们年轻人一定要为民族争光。

 

    樊利杰：听到这些话，确实令人心绪难平，这是不是您创办《书法》杂志的原因？

 

    周志高：《书法》杂志的创办，有多种因素，但为国争光、不让日本人小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几个因素我顺便提一下，首先，上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其次，我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这是筹办杂志的重要条件；再有一个，就是1974年，梁披云先生在香港创办了《书谱》杂志，并在第二年传到了上海，我们看过后一起讨论，大家群情高涨：香港能出这样的杂志，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樊利杰：当时申请创办杂志的程序复杂吗？

 

    周志高：有了想法，就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出版局打报告，最终批复的是上海市的第三把手。领导同意后，我马上起草了一封信，让一位朋友用小楷写好寄给郭沫若先生，不超过十天，就收到了郭老题好的刊名及一幅书法作品。1977年6月，第一本杂志与读者见面了。

 

    樊利杰：杂志名为什么叫《书法》？

 

    周志高：日本叫书道，我们就叫书法。当时我曾请教过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后来，郭先生还专门写了篇文章，他说“书道”一词是中国先提出来的，一般而言，“道”寓意很深，但我们要考虑约定俗成，“书法”从文字涵义上讲，它可大可小，并不比“书道”矮一头。

 

    樊利杰：杂志出来后，反响如何？

 

    周志高：“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渴求知识，出版系统跟不上需求，可以说全国在闹书荒，出来一本刊物，根本不用做广告，大家都很关注。记得那时候四大名著出版后，书店门口经常看到排队买书的场景。杂志是计划分配，好多县一本都没有，不少人走后门争订。当时，陈慕华副总理亲自写信，希望能订到一本杂志。国家出版局王匡局长写信称赞我们填补了出版界的空白，做了一件大好事。第一期印了5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但随后又停刊了。

 

    樊利杰：销量这么好，为什么会被停刊呢？

 

    周志高：停刊的原因就是销量太好了。上面的领导给予的好评，使当时的书画出版社的领导高度重视，重视的结果是，说我立了一功，但杂志印制太粗糙，编辑力量也不够，因此，停掉《书法》，继而出版印刷精美的《艺苑掇英》。

 

    樊利杰：好事多磨啊！

 

    周志高：《艺苑掇英》是八开本，每册定价3元，而《书法》每册定价仅0.66元。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36元，所以有“36元万岁”的口号。其实领导也是为我好，他们是很善意的担心，尽管他们也不知道我会犯什么错。他说：“我曾不断地做检查，你年轻，无所谓，但不能给我闯祸。”后来，那位领导调走了，我就马上行动起来，找宣传部领导，找出版局领导，最终在1978年出了三期，1979年正式成为双月刊。

 

    樊利杰：看来杂志在1978年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您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周志高：是的，不断遇到困难，可谓是三起三落。我一直认为《书法》杂志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质量差可以改进，你让暂时不出版也可以，但永远不出版不可能，我甚至动情地对领导说，开除党籍我也要出版。

 

    樊利杰：做这些事，我想并不是谁都会理解，有没有负面的评价？

 

    周志高：负面的评价还不少，有人说我跑外跑里地搞杂志，还搞什么社会活动，就是为了出名。到1980年，杂志发行量达到了最高，每年赚的钱几乎是出版社经济效益的一半，这个时候依然有人看不惯，但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樊利杰：1979年全国首届群众书法竞赛的获奖者后来大多成为书坛的中坚，当时怎么会把书法纳入比赛呢？

 

    周志高：我知道当时音乐界、戏曲界、文学界都有全国性的汇演和评比，为什么书法界不能有呢？我认为要加大书法的影响，就要搞活动，要搞活动，就搞大展大赛。

 

    樊利杰：为什么冠以“群众”呢？您是怎么操作的？

 

    周志高：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专家，但我要参与评审，所以只能搞群众性质的比赛。征稿启事发出3个月后，收到15000多件作品。当时没有现成的评委库，我就请东(上海)、南（广州）、西（西安）、北（北京）的书法团体的负责人，再加上杂志的编辑及谢稚柳等知名人士参与评审，我觉得这能代表中国，有权威。评审的时候，有人提出来：“颜柳二王，你说谁是一等奖？”不赞同评出等级奖。我说，唱戏、写小说能评，为什么我们不能评呢？最终，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40名，然后出版了作品集。9月份在上海展出，然后又在全国六大城市巡展。

樊利杰：获奖者有没有奖金？

 

    周志高：没有奖金，但在1983年我们组织的全国首届篆刻征稿评比上，获奖者的奖品是上海西泠印社的印泥（今天价值5000元）。

 

    樊利杰：首届群众书法竞赛效果怎么样，大家对书法更关注了吗？

 

    周志高：是的，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在西安展览后，作品收回时还少了两幅。那批获奖作者，后来基本都专业从事书法工作了，可以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如沙曼翁、王澄，刘子善等。

 

    樊利杰：能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您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

 

    周志高：还没有。评完总结时，我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今年搞群众书法大赛，明年我们要做首届全国书法大展，要做专业的，在会上提出来后，大家一致赞同。

 

    樊利杰：能否介绍一下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的情况？

 

    周志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由北京移至沈阳举办，辽宁省委宣传部、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及聂成文、郭子绪等做了很多工作。评审的时候，分为两组，一组是书法，一组是篆刻，我是两个小组的秘书长之一。展览在1980年的5月开幕。我们请茅盾先生题展标，嘉宾有辽宁省的副省长及日本代表，另外，还请来了舒同先生。

 

    樊利杰：1980年，中国书协还没有成立，也就是说舒同先生还未当选中国书协主席，请他来是你们刻意安排还是巧合？

 

    周志高：筹备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时，我们在北京为成立中国书协发起签名。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都在努力。经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批示，中国文联成立了中国书协成立筹备小组，舒同是组长，成员共8个人，基本都是北京的。1981年5月，中国书协成立。首届全国展时，舒同即将成为中国书协筹备小组的组长，请他来是有意的，因为有他的参与，这届展览最终被稍后成立的中国书协所认可。

 

    樊利杰：接着，你策划了首届全国书学讨论会？

 

    周志高：杂志出版5年了，理论稿件一直不多，从中也可以看出书法理论研究是当时书坛的薄弱环节。基于此，我和杂志社的同事们在1981年策划了首届全国书学讨论会，4月筹备，5月征稿，8月截稿，9月评审，收到600篇论文，共计450万字，舒同、陈叔亮、沙孟海、谢稚柳、徐邦达、杜宣、王学仲、黄绮等老先生都参加了，朱关田，王冬龄、陈振濂等人的毕业论文也拿到了研讨会，最令人感动的是，年近90岁的郭绍虞先生也送来了论文。

 

    樊利杰：当时有赞助吗？所需费用怎么解决？

 

    周志高：会议在绍兴召开，作者的来回车票自理，吃住由当地文化局负责（主办单位之一）。我自己的费用由单位报销。那时还没有私人老板，自然不能像今天这样策划活动。

 

    樊利杰：最终评出多少获奖论文？

 

    周志高：评出了100篇，参加会议的有60篇。研讨的内容涉及美学、继承与创新、兰亭论辩、书法史及有关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当时山东曲阜师院有个19岁的小伙子，非常有才，论文入选后，很高兴，喝了不少酒，后来喝酒出了车祸，很可惜。

 

    樊利杰：后来您还做过哪些活动？

 

    周志高：1984年，在河南安阳举办了首届国际甲骨文展览暨学术研讨会。1987年，《书法》杂志创办10周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书苑掇英——全国中青年书法大奖赛”，要求参与者提供两种以上书体，言恭达获得了第一名。1999年7月举办了《走进新世纪——上海国际书法邀请展》，得到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位名家参与。

 

    樊利杰：中国书协成立时，您就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常务理事。

 

    周志高：是的，当时胡公石先生等人共同提名我为理事，大家一致通过。我在常务理事会上是敢于发言的，中国书协第二届主席团选举前，我提出主席团应该有位篆刻家，之后，方去疾成了中国书协副主席。

 

    樊利杰：从您的书法活动历程可以看出，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甚至更早，做了很多的事情，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您对当代书法的发展是有功的，也可以说是当代书法复兴的见证人。那么，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名和利的呢？

 

    周志高：我的心态很平静，我有自己的原则，并且敢于维护自己的原则。如果在名与利面前放弃自己的原则，作为正直的人应受到良心的责备。我的家乡自古出了很多名人，如郑板桥、高二适，他们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骨，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知识分子不能软骨头，不能为了名利忘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