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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05 00:00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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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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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岁开始篆刻，他60余年来与石头为伴。天赋使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美的石头会说话”了。
■他书画印兼擅，尤以篆刻闻名于世，被人称为“韩流”。他编撰整理篆刻史料，填补空白，同时让这门古老艺术推陈出新、推新出新，走向世界。
■除去当兵的10年，他在上海工作生活了近60年。面对传言，他澄清：“我不会离开上海，上海是我工作、生活的乐土。”
■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结缘数十位大师，时相过从，亲聆教诲，继承创新。他说，“海派艺术要四世同堂，有辉煌的昨天，更要有辉煌的明天”。
题记
他的篆刻，奇崛雄伟、富美堂皇、清丽洁莹、变幻多姿，具有强烈鲜明的艺术风格。回溯30余年来中国印学的重振与推进，他的名字，无法绕开。
他的印风不断在变，早期作品用刀爽利，一无遮拦，冲切披削，八面威风；近阶段的印风多参用楚文、古玺法，不雕不饰，一任天成，复归于朴。
与石头对话60余载，他一直享受创新不懈的过程。他说，篆刻之人，要有些诗心文胆，要敢于舍旧我而创新我。
韩天衡，号豆庐、近墨者、味闲，江苏苏州人，1940年生。作品曾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上海文学艺术奖等。2010年，他被专业媒体评为“2009年度中国书法十大人物”，并由《书谱社》35周年海内外571家专业团体署名问卷公布为“最受尊敬的篆刻家”及“35年来最杰出的篆刻家”。出版有《韩天衡书画印选》《中国篆刻艺术》等九十余种，今年已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名家--韩天衡近作选》和《韩天衡篆刻艺术赏析》等三本书，近来又忙着撰写《500年来流派印出新史》。
2008年，韩天衡特别篆刻了一枚“同一个世界”的石章献给北京奥运会，同一年，他带领中国篆刻艺术院在宏伟的国家大剧院艺术主厅办了一个40天的展览，推广中国篆刻；今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他又没闲着，先是奏刀镌刻了一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印章，又在“万国印谱”中承担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名的印章。8月15日，韩天衡再次带领篆刻艺术家在世博文化中心举办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篆刻艺术精品展”，让篆刻这一古老而弥新的中国优秀传统艺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最近有媒体爆料，称“韩天衡先生表示虽将前往北京生活，但仍会留恋上海的生活”，这让韩天衡感到莫名其妙，他委托本报记者向广大读者澄清：“我不会离开上海，上海是我工作、生活的乐土。”
与大师群时相过从
1940年，韩天衡出生在上海南市老城厢的一个儒商家庭。6岁起，韩天衡跟着擅长书画篆刻的父亲韩钧铭学习刻印，从此便一发不可收，走上了研习篆刻的道路。
如今，坐在紫檀圈椅上，从头开始回味这段学习的经历，70岁的韩天衡充满深情地报出一个又一个大师的名字，方介堪、谢稚柳、黄胄、刘海粟、陆俨少、沙孟海、李可染、程十发……岁月的痕迹流淌在这些大师身上，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那么多好的前辈、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给过我无私的帮助。大师级人物都有非常高的学识，每一位老师都非常值得我去学习。”
非常有意味的是，从韩天衡画室和斋名的变化，可以管窥他与现当代书画大师的时相过从。在如今的书画界，能与数量如此众多的大师交往并亲聆教诲，除了韩天衡恐怕找不出第二人了。
平戎阁
1959年，19岁的韩天衡“投刀从戎”，踏上了山明水秀的温州，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位战士，不久就被借调到水警区俱乐部搞宣传，这使韩天衡一下子有了大量的时间临帖摹印习画。他还借用了陆游的诗句，把自己的小小天地取名为“平戎阁”。由于大运动量的刻印，磨石章的砂纸根本不够用，韩天衡就在营房四周的粗水泥地上打磨石章。几年下来，原本拖把都拉不动的粗糙水泥地变成了光洁的“打蜡”水泥地。
“参军，是我一生的转折。”韩天衡说，那几年，他遇到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几位老师——现代篆刻代表性印家方介堪，书法大师马公愚、陆维钊和词学家梅冷笙。“天衡”之名即为方介堪先生所起。而梅冷笙先生时任温州图书馆馆长，馆内库房收藏了许多珍贵古碑帖、古印谱，这为韩天衡打开了一座艺术殿堂的大门。于是，一有假期时间，韩天衡就会换乘两三辆公交车，花上2个小时从军营所在的郊区赶到市区，如饥似渴地阅读古籍，然后掐着时间赶回军营。梅老看到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动了恻隐之心，破例让韩天衡把古印谱带回军营勾摹研读。“有几本珍贵的印谱，都是解放前用金条换来的。”韩天衡说，他捧着这些书，如获珍宝。珍本《清仪阁古印偶存》里面有400多方印，韩天衡用了3个月的时间全部临过。
回到上海后，恩师方介堪不断为他引荐大家，韩天衡先后登门拜访了方去疾、谢稚柳、唐云等，这些大师为韩天衡的篆刻书画艺术世界打开了一扇扇灵感之窗，为日后自成一家的风格作了相当扎实的铺垫。
投路室
1968年4月，漫长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韩天衡从东海舰队退伍，离开了他的“平戎阁”，来到上海自来水公司工作。当时自来水公司分给他一间住房，仅10个平方米。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他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奏刀刻印，练书作文，挥洒丹青。
然而，对自己未来的艺术之路，他犹在雾中探寻。
一方面，篆刻的爬坡之路即将走到山顶，恪守传统还是力主创新，前路又在何方，他的心是茫然的。
另一方面，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浩劫深重，一位又一位他所熟悉的大师被打倒，谢稚柳、唐云、王个簃、陆俨少、黄胄……看着他们关牛棚、遭批斗的悲惨生活，此外，又看到好领导、好干部、好同志被无情地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派。韩天衡的心头亦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为自己的斗室换了个斋号，叫“投路室”，意喻艺术上与政治上双向的投石问路。
1972年，韩天衡作为工农兵代表被借到上海中国画院。当时资料室的管理员中有一个老人，背有些佝偻，手臂上还有一块很大的疤。老人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用一支小毛笔蘸着水在桌上画来画去，有时连水也不蘸，就这么比划着。有一次，老人偶然看见了韩天衡的书法与篆刻作品，顿时眼睛发亮：“好！好！有自己的面孔，真不容易。”韩天衡这才知道，眼前这位面容憔悴的老人，竟是大画家陆俨少。
就这样，韩天衡与陆俨少相识在资料室的一隅，开始了第一次的交谈。陆俨少对韩天衡的书法篆刻给予了真诚的指点，并为他引荐了国画大师刘海粟，给韩天衡的艺术创作增添了全新的养份。
豆庐室
1973年，韩天衡结识了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海派人物画大师程十发。
程十发先生的家在延庆路，不大，特别是画画的桌子，小得像一张课桌，但却是紫檀的。后来，程十发也到韩天衡的小屋来小坐，相谈甚欢间，程十发看到了韩天衡的斋号“投路室”。
“当时程先生就很惊愕地跟我说：‘天衡兄，你怎么敢用这个斋号，那是要闯祸的’。”韩天衡回忆说，程先生出于保护我，把斋名改作“豆庐室”。
豆庐，音谐“投路”，但含蓄无虞且意喻孵豆芽，孵艺术之芽。
在那个精神、艺术倍感压抑的年代，韩天衡先后为程十发先生刻了不少印章。闲章不闲，成为他心灵情感的倾诉和艺术观念的表白。程先生非常赞赏韩天衡的才情和创新变革的勇气，他说：“作为一个有变法追求和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就要善于、敢于向古今中外的优秀技法和先进观念学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程先生的鼓励下，韩天衡开始追求革新，并最终展开了自己的篆刻大旗。
篆刻艺术“推新出新”
篆刻的艺术，自始至终未曾脱离表象与意向的哲学辩证关系。一方面，篆刻语言表达单一——没有色彩变化，有的仅仅是几个字或者看似简单的图式；另一方面，它的意念表达又极为抽象，一刀一式，篆刻者的功法、涵养便表露无遗。俗者，以形求之；雅者，印外推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传统的篆刻走入发展的真空地带时，韩天衡用自己独特的篆刻语言，风标自立，创出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在篆刻界，他所带动的风潮被亲切地称为——“韩流”。
“韩流”滚滚奔腾向前
韩天衡独创的“韩流”印风，既有古玺印的古苍凝重，又有吴让之、钱叔盖浅刻之虚灵洒脱。刀落石开，犀利处一味求霸，轻盈处如秋水微波；停匀处步步为营，颠覆处龙腾虎跃。
传统与创新，在“韩流”之中拿捏得道，清新奇崛，仪态万千。
韩天衡对此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叫做“推新出新”——“我觉得艺术必须‘推陈出新’，别无它途，而其本质在于‘推新出新’。那些以往大师们经典传统的、我们无数次模仿的作家和作品，它们都是当时开创的新面孔，时空并不能遮盖它新的光芒。我们要学习往日之新，推出今天之新。”
然而当年，韩天衡在印艺上的变法创新，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二十开外的韩天衡，他的篆刻无论是对远古的战国古玺、秦汉印章，或是近一些的明清印风，都已是熟门熟路，所作到了足以难辨彼此的地步。可站在篆刻象牙塔尖的他，却怀有一种强烈的念头：创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个人风格。对这个念头，起初很多大师并不很认同。方介堪先生对他说：“小韩，你的秦汉印刻得那么好，变法是水到渠成的事，不可强求。”韩天衡却用辩证法辩解之：“我觉得探索务必主动出击，万不可消极地‘等’。艺术是‘渠到水成’，如果不主动挖渠，水怎么蓄？黄河泛滥也未必留得住。”
更多的时间，韩天衡都会“窝”在自己的一方斗室里，潜心刻印，挥洒笔墨，研究艺理。在传统的规范和创新的自我之间，韩天衡不停地转换着方位，最终作出最佳的双向选择——让传统中有“我”，让“我”中有传统，用传统不断地修正自身与生俱来的偏颇，同时又用创新的理念来克服传统的某些陈腐与暮气。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天衡的篆刻风格基本形成。
他强调奇中见平，动中见静。“强调奇、动的效果，能给人不凡的第一印象，但奇、动必须以平、静垫底，奇中见平则不怪诞，动中寓静则不油滑。”韩天衡还自创了篆刻创新三字经：雄，变，韵。“雄方能突出时代气息，变才有生命力，韵则是在雄、变的基础上求韵致、求意境、求格调。”
当时的印学界，对此颇多议论，甚至有人称他“野狐禅”。在艰难之际，首先是美术界的几位大师级画家陆俨少、刘海粟、程十发率先击赏并喜好韩天衡的印章，并大力推举。1975年，书法篆刻界泰斗级人物沙孟海先生看了韩天衡的印稿后，甚是兴奋，在给友人的信上称：“上海韩天衡同志治印，根底深厚，刀法精熟，加上刻意创造，变幻多姿，为现代印学开辟了一新境界。”
“韩流”作为一个新的流派，开始影响现代印艺而奔腾向前。
篆刻书籍填补空白
当时的书画篆刻界，青黄不接现象严重，韩天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1970年前后，他开始有选择地接纳学生，培养新生力量。那个时候，他的“豆庐”只有10平米，还隔成两间，用于教书的地方只容得下一张小方桌，一张小床，每次七八个学生到他家上课，只能脱了鞋站着听，被大家戏称为“站训班”。条件虽然艰苦，但韩天衡讲课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常常笑声一片。他对学生因材施教，不收报酬，并鼓励他们勇于创新，学生中成才者极多。
1982年，加入西泠印社第3年，韩天衡受邀编写《历代印学论文选》，向西泠印社80周年庆典献礼。要知道，当时篆刻的古籍少而散，时间只有1年2个月，要编这么一本“大块头”的文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韩天衡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部文选的问世将对篆刻事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毅然接受了挑战。
出文选先要汇集史料，手头掌握的远远不够。1982年的盛夏，韩天衡一个人来到火炉般的杭州，晚上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白天到西泠印社的库房里去“扒资料”。
西泠印社的库房在里西湖的一座叫“葛岭”的山上。每天清晨，韩天衡肩着一个军用水壶，两个高庄馒头充午餐。因为古籍极其珍贵，“闲人不得入内”，被反锁在库房里“啃书”。满是霉味的库房里，不透风，也没有电扇，一天衣服要湿上几次，等到晚上回到旅馆，衣服后面早已结了一层密密的盐花。洗了一把澡，他又立刻坐定下来，在孤灯下把白天抄写的东西进行标点、校勘、整理，后半夜才能睡下。
“许多文献的序和跋都是讲印学理论的，很有见地。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前人写字，多率意且卖弄，或正草隶篆，或龙飞凤舞，个别字看不准，只能依样画葫芦，回来再推敲。”谈起往事，韩天衡记忆犹新。实在忙得来不及的时候，韩天衡叫来了他的学生孙慰祖帮忙抄笔记。才一个星期，孙慰祖的眼睛就肿得像两只乒乓球。可见工作的强度了。
就是经过这样长时间、大运动量的搜集、查抄、考证、梳理文史资料，《历代印学论文选》终于成稿，这也是有史以来收集印学论文最多、最精当的一部专著。加上1983年他所著的三篇论文《明代流派印章初考》《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九百年印谱史考略》，填补了印学文献及印学研究的空白。
之后，韩天衡再也没有间断过文献的梳理和汇编工作。他是个“书痴”，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找印学文献来看。在天津图书馆，他欣喜若狂地见到了1672年原版的《赖古堂别集印人传》；1986年，他带队去香港，将收藏家林章松手上的珍本印谱全部借来，白天忙工作，晚上在新华社招待所彻夜读书做笔记，愣是在十来天的时间里读完了近20种书。
“报得出名字的印谱我基本都读过。上海图书馆的700多册篆刻资料，西泠印社的500多种印学本……林林总总大致看过2500余种吧。”韩天衡把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随后又陆续主编了《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辞典》等填补历史空白的书籍，为篆刻事业的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篆刻走向世界
“韩流”席卷中国大江南北的时候，韩天衡并没有想到，他的篆刻艺术很快就漂洋过海，影响海外。
1977年，日本著名篆刻家梅舒适先生率团来上海访问，在中日篆刻家的铁笔交流中，韩天衡那种既有古玺印功底、流派印艺绪，又有个人风格、时代气息的篆刻作品，让日本关东、关西两大篆刻流派的掌门人“老梅”感到耳目一新。这位已年过花甲的日本老人欣然诚邀韩天衡为其刻印数方。其后，小坂奇石、今井凌雪等一批日本书法篆刻界的代表人物纷纷开始使用韩氏印章，中国的篆刻艺术更为海外所青睐。
1998年12月，韩天衡作为中国书法代表团成员访问法国，在法国索尔邦大学教堂举办《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大展》，在展览现场，韩天衡当场为喜欢中国文化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施刀篆刻。几分钟后，一方刀法刚健洒脱、线条雄浑奇崛、气势酣畅生动的“希拉克印”便完成了。
一个月后，韩天衡收到一封外文信件，懂法文的朋友看了署名，才知道这封信竟是法国总统希拉克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在信中，希拉克对作者和对中国的书法、篆刻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古老的篆刻之花，在国际艺苑上绽放出璀璨之光。
2001年，举世瞩目的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要准备国礼，反复商量后，最后选择了象征着信誉诚信及金石千秋的篆刻印章，20枚印章全部由韩天衡操刀篆刻。这20枚印，一印一式，一章一貌，比如为美国总统布什刻的印，整体为鸟虫书造型，疏密舒展，和谐畅达，折射出具有现代感的结构思想，此外，韩天衡还充分展示出韩派篆刻艺术多姿多彩别开生面的特色。当国家领导人将这20枚印章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地区）领导人时，篆刻艺术，也同时走向了宽广的国际舞台。
海派艺术要延续辉煌
除了篆刻，韩天衡书法、绘画兼擅，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皆为世人称道。说起学习绘画的经历，还源于他的颈椎病。1975初春，韩天衡颈椎病发作。医生告诫他：你不能再长时间地低头刻印或写字了，否则病情加重，后果很严重，甚至会导致瘫痪。韩天衡是个“印痴”，刻印时间大大减少，空闲的时间就“满溢”出来了，怎么办？谢稚柳和陆俨少给了他一条建议：不妨多花些时间在国画上，因为画面尺幅大，要站着画，利于活动筋骨。于是，韩天衡开始攻习画艺。他初习的重彩泼墨的荷花和工写结合的兰花就让两位大师连连称赞“有魄力和灵气”。
有人说，艺术这行当，隔行如隔山。韩天衡对此不以为然，他从来认为，艺术的内核是相通的：“所有的文学艺术就好比一个马蜂窝，书、画、印是其中近邻着的一个个蜂穴，尽管隔开，却只有纸一般的薄壁，如果懂得渗透、打通，便相得益彰。比如篆刻，对写字、画画的章法问题大有好处；而画画讲风韵，气韵生动，写字就绝不会呆板。”
从书、画、印往外推去，所有的艺术都彼此勾连。韩天衡是熟谙辩证法的。年轻时，他看见瓯江上姑娘摇橹，其态左右摇摆，而舟楫飞动，从而悟出直生于曲，刚寓于柔，畅出于涩的道理；见泥水匠粉刷墙壁，溅出的泥渍形似中锋竹叶，富有生机，从而对他的画竹启发颇大；又者，写字时的黑白关系、布局的疏密、线条粗与细、顺与逆，也是一种辩证与博弈。
他说：“艺术家的成功，包括他作品的成功，其实也是辩证法思维的胜利。别人吹捧你，你不能沾沾自喜，别人踩踏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逆境时看到希望，顺境时看到隐患。在时空中看到自己永远的差距……”
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态度，让韩天衡在海派艺术的创作上摆正了“新”与“陈”的关系。新与陈是相对且辩证的，他不粘着于传统，但也不割裂传统，因为他深知，古来的艺术长链，是一环一环串联起来的，是叠加和发展。他的一个比喻令人深省——“就好比我出生的时候有7.5斤，到了现在的160斤，这多出的152.5斤是发展和传承，若要真的割掉那最初的7.5斤，如何下手？”
他说“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在继承中发扬光大，是永远颠扑不破的道理。
说到这里，韩天衡沉默了片刻。那些他交往过的书画大师，如今一个一个相继过世，他们的屋子，空了；他们的作品，散了。这些东西若要再重新收集起来，困难万分。
“20世纪的海派艺术可是在中国占了半壁江山啊！书画篆刻大师级人物不下60位，他们都有了不起的本领。这些师辈们呕心沥血所创造出来的流派，我们应该珍惜，要推陈、出新、开放、继承、开拓、宽容、多元，让海派艺术辉煌的昨天，传承到今天和明天。”他说：“今天，后辈如我等，身上始终有着祖宗的基因，有责任继续弘扬海派艺术。我希望海派艺术能承上启下，不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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