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23  信息来源：网络

学习篆刻必须以书法作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我以为还显得有些欠缺。
   
中国书法有篆、隶、真、行、草诸体，不必说专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即使他们都是贤能之士，恐怕也只能专攻其中的一、二种书体，何况是以治印为研究重点的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呢？现在确有一些篆刻爱好者不切实际，认为仅有一项篆刻家的头衔太不过瘾，最好再加一个书画家或理论家的桂冠。宋代的程颐曾经说过：“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人们评价一位艺术家的成就，往往不以他所涉猎和掌握的项目多寡来论定，而是检验他在某一艺术领域的创作或研究水准是否达到了出类拔萃、十分精深的程度。以当代书家为例，沙孟海、启功的行书，林散之、高二适的草书，蒋维崧、刘自椟的篆书，陆维钊、龚望的隶书都很有特色，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书家之所以受到书坛的认可，正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书体的创作水平和艺术品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事实上，这些书家除了擅长被人们所熟知而备受称赏的某一书体外，其他诸体也并非不通，只不过是他们深谙治学之道，善于扬长避短突出重点罢了。
   
据我看来，篆刻爱好者学习书法与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在学习的目的和重点上应当有所区别。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是为了将来做书家，他们可在篆、隶、真、行、草诸体中任意选择。而篆刻爱好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印章创作，准备将来当印家。因为他们有必要选取择与之密切相关的篆、隶书法作为临习重点，如果有条件，待篆、隶书法熟练掌握后再转学他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傅抱石先生曾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一文中论及唐、宋篆刻衰落的原因，他说：这原因，“据我的意见是：（一）与篆刻相生相成的‘铭刻’艺术，魏晋以来突然的衰歇；（二）篆刻所赖以成立的篆、隶书法，六朝以后被软化渐变为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篆刻既和铭刻书法脱了辐，丧失了有力的凭籍，自然陷入沉滞的命运之中。”抱石先生所论，我以为是十分精辟的。反观我国印坛目前流行的一股肆意扭，扭曲、肢解印文，印面破烂不堪的恶札印风，其原因正是由于当今印坛鄙视篆、隶书法所致。现在有不少中青年篆刻家弃篆、隶，重行草（其原由尽管多种多样，但急功近利仍系主因），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展览中既不展印作，也不展篆、隶书法，而十分乐意展示自已的行草书。这一错误的导向已给学印青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在篆刻史上，兼擅书法的篆刻家比比皆是。令人惊异的是，篆刻家们最擅长、最有成就的书体不是行草而是篆、隶。笔者孤陋寡闻，篆、隶书法也很拙劣，但我时常这样告诫自已：如果缺乏作行草的资质、缺乏理论思辩能力，于此耗费大量的时间且成绩平平，还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篆、隶书法或篆刻创作深层次的探索中去。
   
日本现代篆刻大师小林斗盦先生的作品，我们大概都有不会感到陌生。他二十岁从河井先生学印，数十年来从未放松对篆书的研习（其书作从来不参加展览，也不轻易示人，只为篆刻服务）。他认为：“从事篆刻的人必先善写篆书，因为刻技与书法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运笔纯熟的人，运刀亦会自由自在。篆刻是讲求刀意的艺术作品，刀意必须浑然一致，所以我时刻都坚持这个信念，就是不善篆书的人，是没有可能刻得好印章的。”（《书谱》1987年第3期）细细地体昧一下小林斗盦先生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