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19日正午12点，在南京一家名叫金陵春的饭店内高朋满座、喜气洋洋，有两位官员在此宴请了中央各机关、立法院委员、新闻记者等八九十人。在宴会会场中央，摆放了一块精美的玉石，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两位高官更是满面春风、神采飞扬，在现场为大家热情洋溢地诉说这块美玉的来龙去脉。这块美玉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吸引这么多人来此参观，并且有这么多高官捧场呢？

　　嫌旧玺含封建思想之意味？

　　国民政府新疆寻玉重做国玺

　　根据民国19年12月20日的《中央日报》记载，这块美玉不是普通的玉石，而是一块即将做成国民政府“国玺”的璞玉。而负责招待各位高官、记者的两位官员正是负责寻找这块璞玉的新疆驻京办事处代表张凤九、王汝翼。在宴会上，张凤九还将寻找这块璞玉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番。报纸大致交代如下：

　　在民国17年(1928年)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国府文官长古应芬，曾到当时南京的刘市长家赴宴，当时新疆省府也有数人列席。大家谈到国玺。因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还用的是由北平运来的旧玺，而这块旧玺在“雕刻花纹方面，不免含有封建思想之意味，甚不适用”，于是决定由新疆省府负责采取精美玉料送到南京，重新制作一方国玺。

　　新疆省府主席金树仁得到命令后，随即转告辖属内的熟练工人，遍地寻觅美玉。不久就在和田县境内找到美玉一方，“重约廿余斤”。本打算立刻派员专送到南京，但当时“适以中东路发生阻碍，继而西北军先后叛国，致电信不通，道途阻滞，因而搁置”。

　　不久，他们“又于和田境玉垄哈什阿岸，寻得璞玉一方”，“重约卅七斤，密度则异常坚硬”。这时“国内政局已臻和平”，金树仁就将第二次寻找到的这块37斤玉料，“先行派广禄君经西伯利亚铁路，由东省专送来京，以备雕制国玺之用”。而之前找到的那块20多斤的玉料，也已经“用骆驼载运，由甘肃起赶来京，想不久亦可运到……”

　　民国时期国玺不止一颗？

　　袁世凯时期就有5颗国玺

　　但记者在网上查阅时发现，民国时期曾有两颗国玺，一颗是“荣典之玺”，一颗是“中华民国之玺”。这两颗国玺后来都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那么这块展示的璞玉究竟是雕刻成了哪一方国玺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位专门负责复制印章的研究人员陈进告诉记者，她曾复制过两枚民国时期的国玺印文，一枚是袁世凯时期的，一枚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但复制时并没看到国玺本身，而是根据照片复制的。从印文来看，前后两枚印文有很大不同，一个用的是回文篆，一个用的是铁线篆，回文篆比较复杂，而铁线篆比较刚毅。但这两枚国玺印文都没有“荣典之玺”几个字，好像都是刻了“中华民国之玺”的字样。

　　难道民国时期的国玺不止两颗？

　　记者又采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一名研究人员郭必强，郭必强给了记者一个意外的答案，他说国玺有时不止一颗，比如袁世凯当政时期就有5颗，有大元帅印、大总统印等。国民政府时期应该也不止一颗。在如今的“台湾国史馆”中，就收藏着两颗国民党用的“中华民国总统之印”。

　　民国时期短短几十载

　　国玺数量繁多且频频更换

　　那么，到底在民国时期出现了几颗国玺呢？最后，记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找到了答案。在一本名为《中华宝玺探秘》的书中，详细记录了民国时期出现的国玺。书中交代，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也就是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并没刻制国宝，只是象征性地刻了一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和一方“大元帅印”，从而开启了中华民国玺印的先河。

　　后来到了袁世凯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袁世凯首先就着手刻制宝玺，并在大总统府政事堂下成立印铸局，专职玺印的刻制工作。当时他刻制了五方玺印，分别如下：

　　中华民国之玺：白玉质，双环交互饰嘉禾纽方形玺。篆书。面四寸见方。用于国家大庆典，大政事及国际文件。

　　封策之玺：质、纽、形、书规格同上。为颁爵袭职及其他封赠等专用。

　　荣典之玺：质、纽、形、书规格同上。为颁发勋位，勋章所专用。

　　大总统印：质、纽、形、书规格同上。用于授官叙秩的委任及政事文书。

　　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材质、规格、书体与上同。印纽则以双环交互并以虎鹰为饰。

　　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凯又发布接受帝位申令，准备明年元旦即皇帝位。这时袁世凯又刻制了一套帝国内容的宝玺，“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就是其中的两方。这套宝玺都是方四寸，金铸。另有一方玉玺，玺文是：“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就在全国到处燃起的讨袁怒火中彻底破灭了。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这时刻制了一方“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印”。

　　而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重新镌制了五方国玺，玺文和袁世凯的五方一样，材质也都为玉质，双环饰以嘉禾纽和双环饰以虎鹰纽。面13.5厘米见方。系黄色中国结丝绶带。但在规格上超过袁世凯的那两套，加宽了玺印边框，增加了肃穆庄严感。

　　新疆来的璞玉只做了一颗国玺

　　“中华民国之玺”玉料另有一块

　　从以上资料看来，也就是说在袁世凯当总统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曾分别雕刻了五方国玺，并且印文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规格大小和花纹上稍微有点区别。袁世凯的国玺没有国民政府时期的大。

　　1930年12月19日宴会上出现的璞玉应该就是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玺做材料，只是因找玉石颇费时间，所以从1928年下达命令一直到1930年年底才找到合适的玉石。但另据资料显示，张凤九等从新疆带回的这块玉石只是作为五方国玺中的其中一块玉料，是作为“荣典之玺”的玉料。而“中华民国之玺”的玉料则是由广东特派员陈济棠从缅甸带回的。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当时还来不及刻制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亟需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好玉，只好留待日后制作。

　　蒋桂战争爆发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任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了陈。陈济棠受宠若惊，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该怎样回报蒋介石，便专门咨询了古应芬。古应芬是同盟会元老，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需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了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块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这颗国玺在民国18年(1929年)就启用了。而张凤九等从新疆找的玉则是作为“荣典之玺”的玉料，于1931年7月1日启用，为颁发勋章、发布褒奖令之用。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职“总统”后，特由典玺官专司保存这两枚印玺。

　　民国国玺今在何方？

　　南京市博物馆还藏有

　　一方汪伪时期的国玺

　　郭必强告诉记者，在他们馆内，也收藏着一些民国时期被截去一角的印章，这些印章应该都是当时作废的印章。但是，关于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玺，如今的下落他也不太清楚。据资料称这些国玺都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

　　在如今的南京总统府内，还留有当年印铸局的旧址，为“四小楼”中的一栋。据资料记载，国民政府时期全国的机关印章，都是统一从这里印刻发放下去的。凡各级印信的规格、质地、纽式、书体均由其拟定并缮具印模，呈请国务总理核准后依样制造，铸造的印信，印面四角留有小柱，表示未曾领用，待各级机关启用时，自行锉去。印信的侧面有铸造年月日、编号等备案。

　　关于印信的制造和销毁也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凡各机关请颁印信或换、补印信者，应由各该上级主管机关拟具印文，层层上呈至国民政府核定，交文官处铸印局铸发。各级机关领到印信启用时，应拓具印模及启用日期一并呈交上级主管机关，再层转国民政府备查。各级机关销毁旧印，应截去一角，其他部分不得毁坏，封固后由各该上级主管机关层交国民政府，交印铸局统一销毁。

　　而在《南京市博物馆藏印选》一书中，记者看到南京市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方汪伪时期的国玺，也叫“中华民国之玺”，这方国玺是1940年铸造的，但不是玉玺，而是铜印，也是方形，通高19厘米，台高3厘米，边长12.3厘米，纽柱上还刻着“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印铸局铸”这15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