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制成后，署款印侧，犹如书画作品的题识一样，表示作者对作品的慎重和负责。往往刻有上款的，表示对嘱求者的尊重；刻志记事或叙怀的，是对印面内容的申发或补充.印款的文体有诗、词、短文等，不但文情洋溢，而且字体多样。刀法或苍古、或清稚秀丽。有的还参以图形，与印面文字配合，相辅相成。经过历代印人长期来不断实践和创造，尤其是明、清以后，边款已发展成为印章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有人称印、款、文为印章艺术的“三绝”，确有一定道理。

印款又称称“印跋”和故学习治印者，莫不同时研究与实践印款。“边款”，也有称“侧款”、“旁款，的，成“边跋”。

款识始于古代钟鼎彝器的铭文，旧说款是阴字凹入，识是阳字凸出。内容大都记载制作意图、年月或制器人姓名、使用范围等，以昭郑重。商周古陶、秦汉砖瓦、晋唐碑志等，亦偶有制作人姓名等款识。古陶文字，为古代陶工印记，从作用来说，犹如今天的印章边款。清末，在山东临淄出土了一些古陶器残片及陶豆把等，上有陶工印记，如**里"、
“**工”等。审视这些文字，多是战国遗物，间有汉代残陶。其用意是为了标明出产地和制作者姓名，犹如现代的厂店商标。如《梦盦藏匋》中有一拓片为“李小玉，下有“陶安”等字。齐器多记有“**里”，易州出土的多记有年月或“**攻(工)”，关中、洛阳等地出土的印有受字，意义不明；也偶见有陶量残片和其他陶文印，类似封泥文字的，系秦汉时物。
   
在古代的兵器、企器等铜器上，也有铸刻款识的.如秦戈记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吏图丞戟工寅”，另一面记有“事诏，属邦"。
   
西汉第一门史*铭文为“*容五斗重三斤九两，十六年工从造第一门史主”。
   
汉代铜镜、铜洗上多铸刻制作年月、作者姓名。如传世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的神兽镜，铭文为“汉西蜀刘氏作镜”，“蜀那严氏作”、“蜀郡董氏作”等。传世铜洗中最多的文宇是“堂狼造”、“朱提造，、“青蛉”等。汉代漆器上亦常见铭文，如朝鲜乐浪王光墓出土的漆器，多刊有年代、产地、有的还有作者姓名。

汉砖如“竟宁元年”砖，有“刘吉造”等字。汉“建始二年”砖有“赵造”、“沈氏造”等字。也有瓦削文字，如“六月十日削人关金生”和“**王真襄削”等。

现代印章的款识，实是由此派生引用而来，并加以发展。古印中少见有款识之作，推其原因，恐系印质多为铜、玉，难以镌刻之故。或古印多铸，由数人合制而成，且多系工人，故不记名。或者因为是实用工艺品，‘无需此举，如今天的土艺品，也很少署记作者姓名的。

古铜印中，亦偶见印旁有凿字的，如“司马*私印”，四壁刻有“同心”、“一意”、“长生”、“大富”等篆文。

官印有款最早见隋官印“开皇十六年”的“广纳戌印”和“观阳县印”。有人认为印背有年号始于宋代，此印年款可能是后人伪凿。其说或可信。唐官印很多，未见有款。宋以后官印多有款，系凿字，以记铸造年月和监制单位，并定方向。如“拱圣下七都虞侯朱记”，背款为“端拱二年四月铸”、“上”,“驰防指挥使记”一印，印款为“咸平三年八月少府监铸方、“上”。

明代王冕创用花乳石刻印后，文人刻印者日多，并用于朋友之间馈赠的礼品。印侧署款之风遂开。其时款仅二三字，或加年月。如文寿承印署“文彭”二字，何主臣印署“何震”二字，程穆倩印刻“垢道人”三字，少见长款。

至清丁敬始，款文渐长，及西冷诸家，长款成风。如蒋山堂能在印的四面刻四五百字的款文。陈秋堂能于印侧刻蝇头细书，精妙异常。完白能信手刻狂草，飘忽神奇。近代篆刻家对于得意乏作，往往喜署款志，杂刻诗词、论印文字，或印文出处等，甚至一跋再跋，以表示兴致。如为求者镌署作者姓名，以资留念的亦多。有时遇精美石材，不肯多刻边款，以免破完璧之美。闻吴昌硕曾为某人制极品田黄二方，不愿作款。问其缘故，答日:“如此美材，某何忍加黥玷……”最后不得已，只在顶角镌极小“老缶”二字。

边款，作为印面的有机组成部分，随文人印的发展而发展，且多姿多采，从款文、款式到刻法，各有千秋。如文彭的行草，邓琪的隶书，西泠诸家的晋唐小楷，赵之谦的六朝造象。吴昌硕的印款有浑穆之气，陈师曾的款文则有碑版之意。解放以后有不少作者对边款批判地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使款文与印面更加紧密结合。如《长征印瀚》、《革命胜迹印谱》中的印章，印面是长征或革命胜迹的有关地名、物名，字少意难全，就在边款跋文中将由来、概况、意义等简要说明，引发观者联想，缅怀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