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1626—1705）世传原姓朱，名耷，字雪个，别署八大山人、驴、驴屋、人屋、刃庵、传綮、个山、何园等。祖籍江西，明太祖第十六子献王朱权的后裔。十九岁时明朝亡，悲愤之余剃度为僧，十数年后还俗并娶妻，意为反清而留下后代。这期间韬晦于民间，暗中集聚力量，转而寻觅到青云谱为道场，入了道家，直到晚年复为儒士。其一生饱尝了国亡家破之苦而空怀一腔复明雪耻之恨，八大山人这个号，如以草书连缀都似“哭之”“笑之”之形，深寓异族统治下苦笑不得的苦涩。他又以明崇祯帝自缢之日——三月十九日组成一花押，经常画于自己的作品上，寄托吊明哀主的悲痛。

        历来的学者，对山人的诗、书、画作过大量深刻的研究，认为他画的荒山剩水、白眼鱼鸟、三根尾翎的孔雀等等，无不表现了他强烈的亡国之痛，真是笔笔幽愤、满纸血泪，震撼人心。学者们对于他非凡的功力和卓尔不群的人品，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美术史上可与徐渭等并列的大写意派宗师，当之无愧的划时代高峰，其艺术魅力直可被泽后世许多艺术家。可奇怪的是多数学者对山人书画作品上所用的印章却少有关注，更谈不上有多少深刻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个遗憾。今笔者不揣浅陋，愿捡起这个话题，发表点意见，希望能引起识者的兴趣，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一、奇异的合字印

        山人晚年最喜用一枚“八大山人”的朱文合字印。据台湾学者历数十年辛勤收集的结果，工收集到九枚类似的印花，虽一时无法识别其中的真伪，但山人起码有不止一方这种印的推断应是可以成立的。这些印不论有无边栏，也不论印面大小，统统由“八大山人”四个字组成，有的笔画重复使用而不露痕迹，像字谜样令人感到扑朔迷离，在同时代的印章中是非常奇异而罕见的。

从篆刻史的角度来看，自文彭、何震为代表的文人开篆刻流派之先河之后，更多的追随者无不亦步亦趋，陈陈相因，如周亮工《印人传》所记述：“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礽遍天下。”因此，刚刚勃发的篆刻艺术生机渐渐萎顿，朱简及时起而矫枉，程邃耕蓄志变体，参合钟鼎古文，以错落离奇的风格使印坛生辉，“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称之”，从而对印史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篆刻流派从产生到低落，又引渡到新的***的变革时代，而在篆刻主流之外，竟然出现了八大山人用印这一支偏师，其打破常规、超凡脱俗、豁达俊逸的胆识和气魄，确是一般印人所不能及；其险绝诡谲的神韵，使人有面对玛雅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感觉。山人毕生用印近百方，现择其六，已足可窥其奇异的一斑

        二二、合字印的渊源

        合字的书写手法，早在古匋、青铜器、砖瓦和古玉玺印中就出现过，古今书画家中好事者也常有把姓名合写成花押而落在自己的作品上，别有一番意趣。要考花押或合字与印章发生关系的，自然要数宋元时代的“花押印”了。花押印或称署印、元押，始于宋而盛于元，蕴含了书法、绘画、装饰、雕刻等诸多元素而从格局上脱离了传统玺印的模式，显得生动简漫而奇逸典雅。八大山人原本精于此道，如前所述，他曾组合“三月十九日”几个字为一花押，并做成印章，该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

山人的晚年，浪迹于南昌、进贤、新建、杭州各地，在灯社、北兰寺、在芙山房、寤歌草堂等处与节义之士友好往还，诗词相酬，书画为生，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书画精品就在这段时期产生，而八大山人这方合字印的使用期，据考是在1685年到他逝世的二十年间，也就是在他诗书画创作的巅峰时间，所以，这些印对研究山人的艺术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合字印的作者是谁？却又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由于找不到解开问题的丝毫线索，就只能从印本身出发来分析推测一下：（一）这些合字印气度不凡，品格甚高，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非学养极佳者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据记载，十七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江西一带并没有篆刻高手的活动，那这位高素质的人物在何处呢？（二）这些印使用的年限不尽相同，说明这些印是断续十多年里刻出的，又是哪位高人竟那么长的岁月与山人相伴，且不断地为他刻同一类型的章，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三）这些印充溢着八大山人特有的精气神，与他的书画风格十分和谐。但以篆刻行家的眼光看，似乎拙朴多于精到，情趣胜过技巧，倒也并不真的出自精熟老练之手。基于以上三层分析，我想提出一个大胆的臆测；这些印（包括他很多用印）原本就是八大山人自己刻的，八大山人也会治印。当然，这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希望以后能够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肯定或否定它。

        三三、合字印的艺术特色

        八大山人的这些花押式的合字印，既不同于传统古玺印，又不完全相同于元押，它隐晦含蓄的艺术语言，戛戛独造的奇巧构思，以及营造出的形式特征，不但在清初为稀罕之物，直到今天也甚是少见。山人的艺术，是作为手中的武器去打击敌人的，其冷峻怪僻，故作艰深令人费解，都是出于隐蔽和保存自己的需要。一位处于劣势的前朝遗老，不肯臣服又无换天之力，愤世加无奈中才出这样的风格，也是情理之中。

就朱文八大山人印的章法而论，它的特色是：四个字形变为横平竖直的几个方块，而笔画间分割出的几个空间排列有序，规整中有错落，统一中含变化，手法相当老练。他得心应手地将画理引进印章的分朱布白，尤其是借重横贯全印的一根主线来统领大局，就像用一根丝线把散乱的珍珠串连起来，既玲珑生姿，又不失整体感，真是成功的大手笔。有几方为朱文无边，古代烙马印和仓廪印中曾有此先例。但无边印往往字形方正，常可借字的笔画为印的边。八大山人四个字简漫而不规整，按说是不宜无边的，可山人反其道而行之，抛弃形方的惯例而采取不规则形状，表现出过人的见地和胆量。这些印把四个字调配得浑然一体，无懈可击，且极具装饰性，非常耐人寻味。看到这些印的成功，不由想起李叔同的一段话：“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不惟写字，刻印亦然。仁者若能于图案研究明了，所刻之印必有进步，因印文之章法布置能十分合宜也。”换成现代的语言，即把握住形式的整体效果，则其装饰美出奇制胜也就可以做到了。

        四四、合字印给后世的启迪

        近代中国画大师张大千自刻过一方印（图六），印文史三个千字，借一共用的横线贯穿组合成一个整体，其章法与八大山人印同出一辙。三个千石“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其中就隐含了“大千”两个字，这种故作曲笔的隐喻手段，也是与八大山人的前后映照，简直是三百年贯通映照的典型案例。

近代印学大家黄牧甫，擅长金文入印。大篆的结体本身是婀娜多姿，变化无常，这就给章法的挪让离合，欹侧疏密留下较大的自由度。黄氏的许多朱文印不能归于合字，但却富有图案装饰的意味，其由形式构成的视角出发，运筹经营，方圆聚散以达到“似而不似，不似之似”的效果。尽管与八大山人印有很大的表象差异，我认为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图七）

        还有一位在形式变化方面下过大功夫的近代大名家就是邓散木，他的印学成就中以章法为大，他善于把印文变形重组，加以图案化，从而创造出印章章法的许多新规则。我以为这一点上与八大山人印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图八）

        笔者并非在勉强求证八大山人印对三百年来印学的发展有什么直接的介入和关联，甚至可以说到目前还没有一点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我所说的启迪是强调八大山人的印给我们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那种文以载道、忠诚敬业的事业心，那种敢于开拓、一往无前的创造力，凡是想要有所建树的印学家都应该学习、继承。所以，我以为八大山人的印虽然尚没有进入印学史，但还不失为一宗优秀的遗产而滋养后人，受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