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使岭南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公元前203年原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全面使用汉字。但直至晚清时期，岭南地区未见秦汉时期有文字的实物，以至有人感憾“南天金石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广九铁路兴工，在广州东山龟岗一带，由于翻土修筑路基，大量瓦片碎件伴随泥土露于地面。残瓦上印有文字被善于鉴赏古物的南海人潘六如偶然发现。潘六如对自己收藏的这些残瓦展开研究和进行考释，写成多篇文章并经整理汇编为《潘六如南越瓦文稿》。之后，民国时期的学者蔡守在搜集南越瓦文的基础上亦展开研究和探讨，编写成《集南越瓦文》书稿。此外，潘和、谢英伯、邓尔雅、黄佛颐、曾传轺、黄文宽等学者先后搜集、递藏和研究南越残瓦文字，并传拓过一批南越瓦文拓本①。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群，出土了许多南越玺印、封泥和陶文。其内容有南越的官署机构和宫室名称，还有地名、人名和吉语等。发现的南越玺印与陶文数量多，形制独特，特别是南越陶器上的印迹和几何图形印纹异军突起，或是吸收先秦玺印而来，为当时汉越文化融汇的物证，有其独特的文物价值，既有补史与证史的重要作用，又为研究中国篆刻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至于南越国自镌的数十方官印和封泥，如金质龙钮印“文帝行玺”、金质龟钮印“右夫人玺”、鎏金龟钮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夫人印”，金质龟钮印“泰子”、覆斗钮玉印“赵昧”……以及一些封泥，仍以田字格、日字格为主流。镌刻时间大部分在汉武帝时期，少数可以早到景帝时，都是实用印，且形制大小、钮式与西汉形制相同。其原因主要是赵佗原是秦将领，随同南下的中原士民同受秦文化影响较深。汉高祖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时即赐佗王印。吕后时期，赵佗及其孙相继割据称帝为武帝、文帝，并皆自刻僭号印，反叛汉朝。所以官印作田字格，是对秦文化的回归和眷恋，也是秦文化的反映。综上所述，我认为，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而论，汉兴（汉立国之轫），萧何草律并制定汉制度，官印即已废除田字格而推行西汉无边阴文印。南越国官印可视同秦印。西汉初期诸侯国的田字格封泥，笔画粗重，在职官前加“楚”、“齐”一字，与秦封泥有明显的差异，容易辨别②。

中国玺印源远流长，有八千年的发展史。虽方寸之地，却包括史地、官制、姓氏、文字等文化内涵和铭刻、冶金、雕塑等工艺，集实用、玩赏于一身，确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精萃之一。珍秦斋主人萧春源展出古印238方，年代由春秋战国至清代。质料以铜为主，也有银、玉、琉璃、骨、绿松石、铁、铅、瓷等；钮式有鼻钮、坛钮、瓦钮、龟钮、螭虎钮、马钮、熊钮、驼钮、兽钮、蛙钮等式样；印文内容分官印、私印、吉语箴言、图像印和巴蜀符号印。穿带印、带钩印等形式的玺印多为姓名、吉语箴言和图像内容。其中东周鼻钮官印“锤戍（军）”、战国高台鼻纽官印“武阳司寇”、战国凤鸟形带钩“天马”图像印、战国巴蜀“王”五面印、秦鱼纽官印“丧尉”、汉初“建平君印”、五代官署印“立马第四都记”、西夏长  “官”字火烙印等皆罕见精品。“立马第四都记”印有铜质印盒，上有盖可开启，侧有提手及插锁，盒座有心形镂空图案花纹，盒内底有印泥的残迹，知印盒既可以储藏印章，又可放置印泥，可随时蘸印泥钤印，携带也很方便，是为精品。

注释：①详见林雅杰等合编《南越  文录》，天津人美2004年1月版。②详见徐畅主编《中国书法全集·（92）先秦玺印·先秦玺印概论》，荣宝斋200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