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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李公明就被称作“广州藏书最多的人”，他曾写过一篇自荐自家书房的文字，题目叫《书房既是磨刀房也是茶馆 》，并将“这里有一双关注苦难的眼睛”的大字置于门楣，激励自己努力磨刀。

　　李公明与李行远是“双职工家庭”(夫妇两人都在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家就在广东省图书批发市场正对面楼盘某栋的顶层。这种距离满足了他们源源不断的购书需求，也把这套面积本不算小的复式房几乎撑得像物流仓库。是的，你无法说清这对夫妇的书房究竟在哪，又或者这套房子压根没有书房，打开门后，整齐列队的，都是楼上楼下鳞次栉比绵延而去的大书架。

　　书架在逼人搬家

　　购置这里之初，夫妇俩考虑的惟一设计原则就是“照顾书的数量”，而每周几十本的吞吐速度，让这套复式房的空间感跟之前的美院教师楼相比起来，没得到多大改善。“是书在逼着我们一次次搬迁，原来美院那边早已书满为患，现在你看这里又即将饱和”，在楼下向我“抱怨”这情形时，宾主双方除一张电脑椅外，竟无沙发或板凳可坐，“美院那边起码还有100包没拿过来，书应该是连为一体，我不希望它们分开。而且，当时向工厂订购书架时，在设计上考虑到要利用墙面，所以书架很沉重又比较深，可以里外放两排书，现在搞得里面那排没办法拿出来了。”苦于藏书量茁壮发育态势的李公明，脸上更多的其实还是坐拥知识的满足感，物理空间会饱和，内心求知欲的空间可绝不会饱和。“现在这毕竟是电梯楼，以前在学校住在九楼，书的运输可真要人命。”

　　在这拥挤的楼下，李公明期待能放得下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楼上则比下面多留出了些空位，有张可围坐4、5人的茶桌以及一个还算宽敞的影音空间。尖顶的欧式阁楼让楼上的空间拥有良好的采光，天空与书以及“幸存”墙面上挂着的绘画，连接出一条条被命名为“丁达尔现象”的光道。这些画作，有的是画家朋友对夫妇俩的素描，有的则是两人自己的作品—李公明的国画以及李行远的油画。画风上的分野，也让夫妇俩在生活上得以互补，画国画的丈夫关注社会现实，热衷于民间的纪录片，还刚担任了广州纪录片制作协会副会长;画油画并教授西方美术史的妻子醉心于西洋古典乐，曾开相关课程与学生分享，所用器材虽跟发烧友没法比，但也算得上经典。李公明一直期望深度走访两河流域这个古文明地区，而李行远则希望生活在奥斯曼时期的巴黎，那个美丽时代对她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上高中的儿子成长于纸香笔墨间，自然也深受熏陶。自然科学、文史哲学、神秘现象都是其好奇心在课堂之外的涉猎对象。在这个早晨，已去学校的孩子，在作为客厅的影音室的茶几上，留下了一本《刑侦高科技犯罪百科全书》。

　艺术不止是风花雪月

　　李公明这几天刚有机会喘息一会儿，他是那种两会期间的大忙人，只要一到全国的、省的、市的两会，各大媒体上都少不了他的真知灼见，很多时候甚至惊世骇俗。

　　公共知识分子要敢言而不是乱言，这当然得随时吸收和更新大量的知识。在他的书架上，自然少不了作为理论武器的哲学、经济、法律、美学和政论等书籍，“也不好说会将哪类书放在顺手位置，只要是新书来了就占了有利地形，导致需要的老材料也不好找。”李公明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阅读面和存书中占最大比例的也是历史学方面的书籍。他的阅读侧重顺序很清楚：“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人类学。去年开始给《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版写‘一周书记’，每期八本，刚交出去的就涉及考古学和法学。”而在文学领域，李公明虽也有浓厚兴趣和收集，但涉足并不算多，“自己和文学批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买书时如果也要全方面照顾文学，那恐怕得再给我一套房子吧。”

　　有了理论武器，也得有可供使用武器的言论对象，那房间里自然也少不了各种期刊报章，加上互联网，这构成了他了解舆情的窗口。作为批评家，李公明觉得当下中国最迫切的阅读任务应当是各种社会人文著作，“要把书本的资源转化为公共评论和对公众的交流。”去年末，他就针对当下国内频发的事故，力荐《事故共和国》一书，“事故赔偿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二十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除公共评论外，李公明更以学术成果展示等形式去积极参与社会，比如给民工定制的新春贺年卡以及新农村壁画等项目，“这些是当代艺术的重要部分，艺术不止是风花雪月。”

　　时尚的咖啡、红酒、旅行等读物也没和批评家绝缘，相反，这些年来，夫妇俩也通过在全球各地的旅行，整理出版了《一家三口游欧洲》、《穿越梦幻大地》的图书，在李公明看来，

　　这些都是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旅行让夫妇俩得到了一些并不昂贵却漂亮合适的艺术品收藏，但整个房子里却没有一本藏书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夫妇俩都坚信：“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藏着的，至于版本，只要可信任就行。”

　　离开这间“大书房”前，李行远看了看记者和摄影师的名片，惊喜道：“是你们啊!我肯定看过二位在报纸上的作品。”显然，作为紧跟媒介的批评家，夫妇俩永远不会成为那种“不闻窗外事”的“圣贤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