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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对话郑欣淼:故宫的“守望者”

时间:2010-01-28 00:00 来源: 作者: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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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和郑欣淼

　　对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的采访是在一个初冬的下午，前一晚刚刚落满大地的雪已经开始融化。采访的地点选在故宫的淑芳斋。行进在这些红墙下时，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有一种谦卑的心理，犹如一个懵懂少年站在一位睿智老人的面前。这样的感觉很奇特，总会让你不经意地想起数百年来故宫中生活过的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突然想起郑欣淼院长在采访中说过的一段话，他告诉我们当他走在红墙下时总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一个隧道里边，是和古人的一种交流，和历史的一个重逢。

　　——杨澜手记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我想故宫的意义，其实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包括它的建筑物，它的文物藏品，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

　　——郑欣淼

　　精品多在北京故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人们在整理故宫文物时发现，溥仪与弟弟溥杰携手带出故宫的书画包括宋元善本、历代名画等1200余件，都属于故宫历代藏品中的精华，其中包括《历代帝王像》、《阆苑女仙图卷》和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等众多传世精品。

　　郑欣淼：这些书画是早期的多，早期的书画多是手卷一样的，像《清明上河图》、《五牛图》，这些作品目前大致有三分之一多回到北京故宫了。现在辽宁的博物馆还有160多件，包括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些。所以北京故宫早期的一些作品，例如《平复帖》，唐代时候就在内府，这回是张伯驹先生收藏了以后，捐献给国家的。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1600年前的书画，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件名人的墨迹。还有就像王羲之，王献之，这王家一门多少大书法家，现在真正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件珍品，大家公认就是王珣的《伯远帖》，这也在北京故宫呢。说到故宫中的书法藏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故宫三希堂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三件珍品如今分别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杨澜：《三希堂法帖》就是王家三代的作品，现在两件在北京故宫，王羲之的那一件是在台北故宫。

　　郑欣淼：对，那也是临摹的。包括王献之的《中秋帖》也是临摹的。大家都认为王羲之的那幅是唐代的，《中秋帖》是宋代的。所以唯一的一件真品就是王珣的《伯远帖》，这是大家没有争议的。

　　杨澜：您想证明您的家底还是比台北厚是吧？

　　郑欣淼：我是很客观的。那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你没有你不能硬说成你有，是不是？

　　

郑欣淼和周功鑫

　　故宫带来的责任

　　说起故宫的这些宝贝，郑欣淼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那份自信和骄傲都写在他的脸上，他告诉我上任7年以来，他常常在清晨漫步故宫的红墙下，那时游人的喧嚣还没有打破故宫的宁静，你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与历史重逢和对话的感觉，当然这一份厚重的文化感也会给人带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杨澜：当得知自己要出任故宫博物院的主要负责人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郑欣淼：我当时很激动，也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在此之前，故宫博物院有十多年没有院长，只有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故宫在社会的关注中，那些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

　　杨澜：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郑欣淼：我也知道自己是要真正到故宫去担担子了，从此以后故宫的发展就是我的责任了。而且那天是2002年的10月10日，孙家正部长来宣布我上任。那天也正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所以我是在故宫博物院的纪念日这一天上任，感觉很巧合。

　　杨澜：得知您要上任的消息，您的朋友中为您感到高兴，感到羡慕的人多呢？还是为您担心的人多呢？

　　郑欣淼：应该说还是高兴的人比较多。当然也有人感觉到担心，担心这个担子太大，要干的事很多，而且应该说，我来的时候，故宫也处于一个转折的时期。

　　故宫本身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和世界的大博物馆没有来往。

　　杨澜：没有横向交流。

　　郑欣淼：对，没有建立起这一个关系。我们也办了一些展览，但是很重大的，有影响的展览还不多。另一方面，我们的游客不少，但很多人是看皇宫，不是看博物院。同时加上故宫这么大规模的维修，一年要花一个亿，而且要连续搞18年！所有这些事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大家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故宫展示的辉煌

　　在郑欣淼的眼中，故宫不仅仅代表着明清两朝的帝王文化，更代表着华夏文明。所以他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同时他也呼吁人们要用温情和敬意来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

　　郑欣淼：我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接待重要的外宾、国宾都是从午门这儿进。但是从午门进来以后，我就发现这些车会一直穿过内金水河的桥，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到好多国家，去看过他们的皇宫和博物馆。

　　杨澜：人家很少有车能够开到大门口的。

　　郑欣淼：车能够开进来，这就已经是一个很特殊的待遇了。但要再把车开过这个内金水河桥，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了。不是只简单地说我这个桥能不能承受，而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一个态度问题。

　　杨澜：所以您觉得这应该是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地方。

　　郑欣淼：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外宾提出的，是我们自己搞的。我就让副院长专门找外交部去协调，他们说让我们重新定就行了。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越重视，对我们的历史越敬重，那外国友人才会对我们民族更尊重。
　故宫蕴涵的价值

　　每当提起故宫，人们很自然会想到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群，而郑欣淼心目中的故宫远不止这些。在他看来，故宫不单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也不单单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它是将建筑、文物、典籍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杨澜：故宫对于中国人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比如说我要带我的孩子来看故宫，他可能会说“妈妈，我们不愿意去，那就是房子有什么好看的？”如果对于这样的青少年，您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对故宫产生兴趣？

　　郑欣淼：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工作上的缺失。长期以来，我们对故宫的价值，对我们传统文化是不是采取了一种很敬重的态度？皇宫的意义在这几十年，也是发生过很多风波的。我感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自己对重要的文化遗产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我们在宣传上也是不够的。所以人们往往知道故宫是有宝贝的，认为我们藏了很多好东西，把故宫本身的价值割裂开来了，认识不足。我想故宫的意义，其实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包括它的建筑物，它的文物藏品。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

　　杨澜：虽然说故宫有这么多的宝贝，但是民间也有人士会说，那我们各地也有很多的博物馆，比如说河南有很好的青铜器的收藏，南京也有很好的文物的收藏等等，包括民间的私人收藏，为什么一定要来故宫看这些展品？看这些珍品？

　　郑欣淼：这是两个概念。一方面，故宫本身它是一个皇宫，它过去长期是一个政治中枢，同时它的藏品不仅是因为值钱，还和它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比如推翻了前一个王朝，就要继承它的这一套收藏，这就有政权更迭的意义，是政权转移的一个象征。中国皇家的收藏，就是具有这样一个重要意义。而我们到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批藏品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样一个新的意义。今年我知道一件事，我们南迁的文物，最后主要在四川的乐山和峨眉。乐山有九千箱文物，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在那放着。那儿有一个农民，他今年70多岁，近几年做生意发了点财，他就自己修了一个储藏在这里的故宫文物的纪念碑，还办了一个纪念馆，来纪念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很感动，故宫的文物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和民族的感情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对故宫文物保护的精神，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这一点是不可代替的。

　　故宫的专题性展览

　　作为世界上现存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然而长期以来开放面积仅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客流量基本集中在中轴线上，很多游客到故宫后只是看古建筑。故宫做为综合性博物馆的多样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杨澜：故宫经过整理以后，我们发现藏有文物150万件。这是一个浩瀚的数字，但是在我的印象里，真正让游客能够看到的，似乎总是钟表馆、珠宝馆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不能够有更多的新的轮回展览，能够让普通的游客都能看到呢？

　　郑欣淼：这150万件文物平时能拿出来展览的，也只是极少量。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就说马英九当时意思是要让台北故宫大搞展览，周院长就回答，“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展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陶瓷有35万件，这个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服饰也是几十万件。”

　　杨澜：那您轮流给我们看个几百件我们就很心满意足了。

　　郑欣淼：我们现在也在不断改进，故宫的展览大致有不同的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称为原状，或者原状史的陈列。比如说你路过三大殿，里边摆设就是让大家能知道当时的样子。与此同时，还会有一些表现宫廷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展览，比如说车轿展览，乐器展览，包括皇帝大婚展览，这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展览。另外我们还会办一些重要的专题馆，比如我们的珍宝馆和钟表馆。现在我们在文华殿里有一个陶瓷馆，这个陶瓷馆办得是相当有特色的，当时周功鑫院长来看，也感到很好。另外我们在武英殿有个书画馆。

　　杨澜：应该说，现在这种专题性的展览，比过去多多了？

　　2000年，故宫开始了午门展厅项目的策划，探索在传统的博物馆中举办现代展览活动的可能性，以寻求文物保护与精品展览之间的平衡。

　　杨澜：如果从故宫博物院长远的发展来说，用一种当代博物院管理的理念来看待目前的现状，您认为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郑欣淼：因为博物馆最后还是要陈列展览，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展馆，这个也是我们多年来都在努力做的。我来之前，我的前任们已经费了很大力了。我们准备在地下建一个展览馆，这个已经经过论证，事先做了很多工作，但因为一部分专家的反对，现在这个计划还搁置着。

　　杨澜：您不会将来让贝聿铭再造一金字塔，盖在故宫里吧。

　　当时他就是为了地下采光的问题，造了那个“金字塔”。

　　郑欣淼：对，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些。现在也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场所，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近几年来，会有一个大的改观。这都属于硬件方面的，作为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还是办好展览，包括展览的推广问题，社会教育问题，特别像故宫博物院这样有着特殊地位的博物馆，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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