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敬重的人:已故艺术家，名单很长，就不说了吧

    最喜欢的下属:没有下属

    对家人最想说的话:平安、健康

    最得意的事:没有上过中学与大学

    成功的路上帮助最大的人:家人、师友、还有我自己，但在“路上”时，不会想到“成功”二字。

    最喜欢的工作方式:独自工作

    对成功的定义:有尊严地失败

    座驾:自行车

    休闲方式:工作就是休闲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回答。你觉得被访问者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平常——因为他的座驾还是自行车?桀骜——因为他居然以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为荣?反叛——因为他对成功的定义居然是有尊严的失败?这就是陈丹青，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教育的叛逆者，一个……

　　一个上海“右派分子”之子

    陈丹青的经历，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1953年的时候生在上海。才4岁时，父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直到“文革”: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

    一次，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姑娘》。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竟也画得栩栩如生。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说起当时的日子，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那段日子，艰难中也有快乐。

    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知青

    很快，陈丹青就在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1974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

    后来的陈丹青，甚至在南京的一个骨灰盒厂干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同时依然还在磨练着自己绘画的触觉。

    1978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了。不少朋友都劝陈丹青去试试。这个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全是自学的小伙子，以一个美术爱好者的资历，走上了考场。

    不久之后，成绩下来了。陈丹青的专业考试和论文都受到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高度赏识，而外语，则是个零蛋。幸好，当时这门外语只是一个参考成绩，不做具体要求。就这样，一份通知书寄到了陈丹青的手中，他被录取了。

    当陈丹青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小伙子居然失声痛哭。后来人们问起当时的感受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我突然觉得天开了一条缝。”

    来到北京，陈丹青上了靳尚谊的第一堂课。大家都等着靳先生讲点什么，突然靳先生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一句话，似乎没有理论，但对于陈丹青却有醍醐贯顶的意味。接下来的两年研究生生活，他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油画笔上，在毕业的时刻，他交出了一份最好的作业——“西藏组画”。这七幅画，与罗中立的《父亲》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

    评论当时的日子，陈丹青用了两个称呼:学生，愤青。学生自不必说，而对于愤青，他这么解释道:“我在北京上学时，但凡见到海外来访的华侨或所谓‘美籍华人’，他们远远出现在走廊，我就讨厌，掉头走开。”

    也许真是岁月弄人，这位极讨厌“美籍华人”在研究生毕业两年后，也飞到了大洋彼岸，一去十八年。

　　一个迷茫纽约的“风尘女子”

    自己的这些年，陈丹青用“老知青、盲流画家、风雪中的风尘女子”三个阶段来形容。

    老知青自不必说，盲流画家、风尘女子，则都要从纽约说起了。

    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之后，靠着《西藏组画》已经一炮走红的陈丹青留校当了老师。可是一年多之后，他想去西方看看大师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终于，走过一个长长而狭窄的走廊，他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拿到了签证，他又感觉像是要去插队了，就又在中国多赖了三个月。

    到了美国，看到了无数的原作，看到了众多大师，可精神食粮毕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陈丹青需要卖画为生。他是第一个与美国画廊签约的中国画家。

    瓦里森德利画廊位于纽约的五十七街，老字号，有一百多年历史，老板到过中国，非常欣赏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别人告诉老板这个人就在纽约。所以陈丹青还不知道画廊怎么回事，还没想到找画廊就已经与老板面对面了。

    老板允诺第二年给陈丹青开个展，要二十张画，不规定题材。他很自然沿续了在国内的创作，第一次给了八张小幅的西藏人头像与风景画，很快卖掉了。

    1983年6月，陈丹青的个人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从不揣摩买家的喜好画画，没有这个过程，他一直在自己的过程里。除了开初的“美术馆消化不良症”外，很少应酬聊天，像老鼠躲在窝内，成天干活，作品比国内时多得多。

    陈丹青把这种完全依靠画画谋生的生存方式称为“盲流画家”。

    20世纪八十年代末，陈丹青不再画西藏，素材与“激情”耗尽了，他也不再与任何画廊签约。他了解如何在市场里活下去，但他不想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只想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陈丹青付出了代价。那些年的收入非常有限，太太不得不放弃绘画去搞设计。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好几年，

    渐渐的，在坚持自己的感觉之后他，他又能创作出有商业价值的作品了，陈丹青这个时候开始知道了:他无法对抗市场体制，他原来对抗的是他自己。

    于是，陈丹青戏称自己为“风雪之中的风尘女子”，角色没变，只是脾气不太好。他不反对卖画，也期望遇见恩公真能把画的妙处比划得恰到好处;正如同即使红尘中的女子，总还希望有一个知己突然来临。

    陈丹青从来没有用“叶落归根”这个词语来解释他出国十八年后突然回来的原因。不过，他就这样回来了，从画家，变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画家。

    他的声音，更多地为国内人所听到，而最响亮的，是在不久之前，他对清华说:“在这个体制下，我干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