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年)，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是一位深受爱戴的伟大艺术家，特别在艺术界更是深得敬仰和追捧。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国美术界，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肯定张大千的艺术创作、艺术主张、艺术道路的人是叶浅予，第一个在香港向记者发表谈话，为张大千迟迟未能回归大陆进行辩解的人是谢稚柳。南谢北叶，在张大千生前，遥遥地与大千进行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交流。为此，台湾《时报》记者谢家孝，在张大千生前出版的一部自述体传记《张大千的世界》中把叶浅予、谢稚柳称为大陆的“拥张派”。

　　说叶浅予是个“拥张派”，叶浅予并不否认，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道路上，叶浅予确实是一个“拥张派”，他曾多次撰文写过。诸如，1980年写的《关于张大千》(见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画余论画》)。又如，1983年写的《张大千艺术道路》(见三联书店的《张大千的艺术》)。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大千携眷去国离乡，侨居海外。张大千与祖国大陆之间，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横隔着万水千山，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鸿沟。那么沟通两者之间关系的这项工作由谁来做呢？换一句话来说，谁来鸿雁传书、穿针引线呢？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叶浅予，实际上担任了这个角色。

　　据叶浅予先生说，50年代初，他与徐悲鸿先生曾经联名给旅居印度大吉岭的张大千去过一封信，邀请他一起重游敦煌。大千托印度的一个学生捎信回来说，有些债务需要料理，暂时还不能回来。时隔不久，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洲的阿根廷，为置办一笔搬家费，他忍痛从行箧中取出三件盖有“别时容易见时难”、“大风堂珍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收藏章的名迹：一件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还有一件是宋人册页。他将这三件名迹交给香港的一名叫徐伯郊的经纪人，并告诉徐伯郊说，优先让给大陆。消息传到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耳中，郑振铎当即拍板，派人去香港接洽，以四万人民币的价格使三件从故宫散出的珍品又回到了故宫博物院。此事使郑振铎很受感动，有一次他见到叶浅予悄悄地说：“张大千不错嘛，他还是爱国的！”接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叶浅予。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建设刻不容缓，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也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首当其冲，接着是“反胡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至于中国画界，虽然尚未触及，但是毋庸讳言，对张大千已有种种议论，作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叶浅予，当然也听到过这些议论，可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成立期间，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闇、刘力上一起到“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30年代初期的门人外，其余都是大千的老朋友。谈及大千，大有“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的滋味。饭罢，叶浅予建议于非闇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一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过了两个月，于非闇写的《怀张大千》果然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写到了他们四人的这次聚会，并希望大千回来参观。于非闇当时已被任命为北京画院副院长。

　　提起叶浅予与张大千的艺术交往，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我问过叶浅予先生：“您是哪一年与张大千相识的？”他回答道：“具体年月记不清了，只记得是30年代初，也许是1932年，我与朋友上黄山去玩，回到上海结识了张善孖，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结识大千的。”

　　30年代初期，叶浅予正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一面任编辑，一面创作《王先生》长篇连环漫画。据张大千早期的学生刘力上回忆，当年的张大千虽然与叶浅予并未见过面，但是对叶浅予的《王先生》赞不绝口，只要连载《王先生》的报纸一出版，张大千就让他去买来一读为快。可见，当时同住上海的一位漫画家、一位国画家，在相识之前就已神交了。

　　浅予先生回忆道，他与大千先生的交往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事发生在1936年的南京。叶浅予应《朝报》之约，到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创作《小陈留京外史》，而张大千则应罗家伦和徐悲鸿之邀到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授，并在南京举办画展。画展期间，叶浅予曾到张目寒家中找过大千，走进书斋一看，只见张大千与谢稚柳正凑在一起作陈老莲的假画。画案上放着一本册页，谢稚柳仿陈老莲的字，张大千仿陈老莲的画。当时张大千与叶浅予已经相熟了，所以也不避讳他。叶浅予久闻张大千是作假画的高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印象深刻。

　　另一件事也与假画有关，发生在第二年的春天，当时张大千正住在北平的颐和园。叶浅予到北平找朋友，自然要到颐和园拜访大千。在颐和园，大千留浅予吃了一顿美味佳肴。席间，大千告诉浅予一个消息，明天城里有场好戏，请他一同前往观看。浅予忙问是什么好戏，大千手摸长髯，笑而不答。只让他耐心等待，明天上午一同前往就是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张大千与叶浅予一起坐着小汽车，从颐和园来到城里，在一座深宅大院门前停住，浅予问大千这是谁家的大院，大千悄悄地对他说：“这是北平市府主席王克敏的家。他今天要请北平的书画收藏家开开眼，观赏他近日收到的一幅石溪名迹。”说完，两人迈进三进大院，来到客厅。只见客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陈半丁、徐燕荪、寿石公、于非闇等人。于非闇见大千陪着浅予走进客厅，就在座上抬身拱手，点头示意，大千也向非和在座的一一拱手示意，然后与浅予在茶几旁坐下。浅予抬头一看，这真是一座北平典型的旧式大厅，厅内雕梁红柱，厅堂又高大又宽敞，正面墙上挂着好几幅古代字画条幅，显示了主人的收藏之富。主人王克敏操着浙江口音的官话，对在座的书画界名流说：“今天请大家来，一是聚谈聚谈，二是请各位观摩品赏一下敝人近日收到的一幅石溪山水。”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北墙居中的一幅中堂。

　　他的这番开场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纷纷离座走近这幅中堂。这幅中堂高三尺、宽一尺，画面上层岭叠峰，云深林稠，郁郁苍苍，果然是石溪的画风，画上题有“癸卯秋九月过幽间精舍写此”的款项，名款“天壤石溪残道者”，后盖有“石溪”白文印一方，左上方盖有“白秃”朱文印，左下角还有“雪庵铭心之品”的朱文印。正当浅予也凑近前去细听大家赞叹这幅山水笔墨如何精妙、构图如何独到、的确是石溪的精品佳作时，张大千却悄悄地拉了一下浅予的衣袖，示意离开。路上，大千用手捋了捋大胡子问浅予：“浅予老兄，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浅予莫名其妙地答：“这不是石溪的画吗？”大千笑着说：“是石溪，但不是石溪画的，而是我画的石溪。”叶浅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大千昨晚说的有场好戏是这么回事。

　　接着，张大千又拉叶浅予到东单一家古玩铺去看画。一路走一路对浅予说：“这家铺子有一幅广东小名家苏仁山的《文翰图》，很像漫画，你是画漫画的，不妨去看看。”就这样他俩来到了这家古玩铺，古玩铺掌柜与张大千很熟。见了面总是八爷长八爷短地叫个不停。今天见张大千带着一位朋友上门，脸上马上堆出笑容，迎上前来说：“八爷，您来了，请里面坐。”将他俩引进客堂间坐下，吩咐伙计献茶、敬烟。张大千端起玲珑盖碗喝了一口茗茶，然后对掌柜的说道：“韩老板，前几天我在你店里看的那幅苏仁山的画还在不在？”韩掌柜点头说：“在，还在！”“那请取来，让我这位朋友看一看。”韩掌柜亲自上店堂里将画取来，挂起来请叶浅予看。叶浅予站起身来，抬头一看，只见画面上画着题有人名的历代文翰，奇怪的是不同朝代、不同身份、不同性别的历史人物竟然合绘为一图。其中有西汉的才女班昭(婕妤)、东汉的才女蔡琰(文姬)，还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唐朝以直谏而闻名的大臣魏征，这些人物围着一个中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似乎在议论什么大事，神态各异，造型夸张。叶浅予看后，连声赞叹。张大千对韩掌柜说：“你知道我这位朋友是谁吗？”韩掌柜摇摇头，笑了一笑：“他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漫画家叶浅予啰，他画的《王先生》你总看过呢，今天我请他来看这幅画，就是要买下来送给他，这叫宝剑赠英雄。”张大千说完，捋须哈哈一笑，然后从桌上取过一支毛笔，请伙计将画取下来，铺在桌上，然后在画的左上方空白处题道：“苏仁山，粤人，其画流传甚少。写山水湿笔淋漓，于马夏外，别具一种风度。间用浓墨枯笔，则又似版画。此写文翰像，表现各人情态极富漫画意味。予于国画罗雨峰《鬼趣图》及曾衍东所写社会畸形状态，以为皆漫画也。今又发现仁山此画于故都，浅予道兄北游，因拉其往观，一见惊叹。仁山画向不为人注意，百年企得一知己，可谓死无憾矣，购而赠之，并记颠末于上。丁丑夏四月，大千张爰。”这幅画叶浅予一直珍藏着。

　　叶浅予与张大千交往时间较长、获益较多的时期也就是被叶浅予称作向张大千学中国画的时期，是在八年后——1945年的成都。

　　1945年初夏，叶浅予偕同戴爱莲访问印度归来，住在重庆，正在致力于生活速写，开始试着用中国画的笔墨来画速写。访印前，他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从中受到启发，深感要学中国画的笔墨技法，首先要从中国画的传统中吸收艺术营养。访印归来，他与戴爱莲又商定要去康定(打箭炉)藏区采风，收集藏族舞蹈素材，于是双双从重庆来到成都，来到张大千家中住下，一来向张大千学习中国画笔墨技法，二来在成都等待摄影家庄学本，并约张大千同往康定采风，张大千欣然应允。叶浅予6月初来到成都，一直到9月初去康定，整整住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中，叶浅予几乎天天看张大千作画。张大千作画有个习惯，旁边要有人陪他说话，叶浅予就在旁边一边看他作画，一边听他谈画，从而使自己在中国画的造型要旨和笔墨技法上获益甚多。张大千当时还画了好几幅画送给叶浅予，可惜这些画在十年内乱中被“四人帮”一伙抄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有趣的是，在叶浅予与张大千朝夕共处的三个月中，作为一名中国画的艺术后学向一位比他年长、又是名扬四海的张大千学习中国画，叶浅予谈得很多，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但是有关张大千也曾学过、临仿过他的印度舞蹈人物，叶浅予却谈得很少，甚至故意闭口不谈。其实当年张大千对叶浅予画的印度舞蹈人物确实十分感兴趣，也曾将叶浅予的两幅印度妇女的舞姿作为

　　蓝本，用自己笔法仿制了两幅，其中有一幅是《献花舞》，张大千称之为《天魔舞》，并在画上题道：“印度国际大学纪念泰戈尔，诸女生为献花之舞，姿态婉约，艳而不佻，迨所谓天魔舞也耶？其手足心皆敷殷红，则缘如来八十种随好，手足皆赤铜色也。观莫高窟北魏人画佛，犹时有此赤像者。偶见吾友叶浅予作此，漫效之，并记。”叶浅予认为：“张大千仿制动机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觉得印度舞姿很美，可以为他的仕女画作借鉴；二是看到我在学习他的笔墨，就我的造型特点，给我示范。”(见《关于张大千》)明明是张大千向他学习、漫效印度人物舞姿，他却说成是借鉴、示范。这个谜底，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得以真相大白。

　　1981年夏天，张大千的挚友沈苇窗从香港来北京，代大千向浅予问候，并捎来一幅彩墨荷花，画上题了一首常题的旧诗作，诗后题款道：“浅予老长兄，视弟眼昏手掣，老态可怜否……”叶浅予收下老友张大千的这幅馈赠。为了感谢沈苇窗从万里之外捎来的这份珍贵礼物，叶浅予为沈苇窗画了一幅当年张大千仿制过的印度舞蹈人物。沈苇窗大喜，又将叶浅予的这幅印度人物带到台北，请张大千题跋，大千将老友的新作打开一看，如见故友，随即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一长段跋语：“日寇入侵我国，浅予携眷避地天竺颇久。我受降之次，浅予归国，馆余成都寓居近半年。每写天竺寂乡舞女(寂乡者，泰戈尔大学所在之村名也)奇姿逸态，如将飞去，余年慕无似，数数临摹。偶有一二似处，浅予不为诃责，转为延誉，余感愧无似。顷者，苇窗携其近作见示。惊异而谓苇窗曰：‘浅予捐弃妍丽，入于神化。以余衰眊，未由步趋，使浅予知之，必也咨嗟失望。奈何！奈何！’七十一年(壬戍)九月二十四日摩耶精舍，大千居士爰观并题，时年八十有四。”

　　这段题跋，写出了当年张大千向叶浅予学印度舞蹈人物的心态和动机。原来这位国画大师当时是被这位漫画家笔下“如将飞去”的“奇姿逸态”的舞女所折服，以至“数数临摹”，唯恐不似。他不因浅予是国画后学而不学其所长，学了之后又能毫不讳言，甚至在垂暮之年，看到浅予的新作，犹以“未能步趋”为憾。这种谦虚好学、坦诚相见的精神实在可贵。这段跋语，当时就由沈苇窗将复印件给了叶浅予，可是叶浅予从未向外人透露过，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由沈苇窗在《大成》杂志的封底将叶浅予的新作连同张大千的跋语一起发表。这段艺坛佳话才在海峡两岸为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