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六卓纳画廊在纽约进行25周年展览开幕前夕，画廊主大卫·卓纳透露他将在2020年秋于纽约切尔西区开设一个新的旗舰空间。这次新楼的建筑项目将不同于卓纳画廊其他的空间，不再由他的好朋友兼多次合作者Annabelle Selldorf担任。

大卫·卓纳。图片：Courtesy of David Zwirner

　　这栋造价达5000万美元的五层楼空间将由“意料之中“的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担任建筑设计师。他在艺术圈内已经先后承担了蓬皮杜艺术中心、新惠特尼美术馆、梅尼尔收藏基金会（Menil Collection）、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等重要建筑的设计工作，而在全球也有众多造价不菲的项目，包括纽约时报大厦和中国杭州江南布衣总部。

　　卓纳和皮亚诺的合作，标志着后者第一次向商业画廊的建筑项目进军。卓纳认为是这一空间背后的地产开发商Casco促成了这个决定，据悉卓纳画廊的旗舰空间只是这个大型项目的其中一部分（根据《纽约时报》记者Robin Pogrebin的报道，“画廊将和Casco的住宅楼相通，但会是一栋独立分开的建筑，其中三层都将是展厅。“）

　　促成这一合作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重要。于我而言，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皮亚诺是如何加入到大卫·卓纳的2020计划，他的首次商业画廊项目意味着高端画廊的博物馆化将成为合理的趋势。

　　我们要记得，豪瑟沃斯在洛杉矶占地10万平方英尺（约合9290平方米）的画廊空间已经为当地献上了一道选择丰富的自助餐，使得其他小型机构都相形见绌：数个崭新的展示空间；由知名厨师坐镇的著名餐厅；策划周全的活动和教育项目；一家Artbook DAP出版物展示间；一家“着重于原创性、材料本身“的礼品商店；甚至还有一个带有“鸡舍，为餐厅提供11只珍贵品种鸡”的都市花园。

　　除了庞大的占地面积和罕见的家禽，画廊圈中的商业精英们也通过推出偏重艺术史的轰动大展，如毕加索和其他已故大师的展览，继续向博物馆的级别进军。这些展览很多都是由来自顶尖机构的现任或前任策展人领衔。即使是画廊的出版部门，在制作画册方面和也与他们的著名非盈利机构同行们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画廊能够在更短时间内作出出版物。

　　2007至2013年的全美博物馆艺术家个展中，由五家顶尖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大约就包办了其中1/3的展览。这样看来，超大型画廊的现金流和影响力似乎已经切实地将艺术机构转变为了其分散在各地的画廊网络的一部分。在这种语境下，任命一个只拥有美术馆设计经验的建筑师进行画廊空间的项目，似乎是画廊需要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宣布自己即将亮相的新空间时，卓纳特别地详细提到自己已经将皮亚诺带出了他原有的为博物馆设计空间的理念，表示：“我不得不提醒他，我们不需要衣帽间，也不需要售票处，而画廊大厅也没必要弄得（像博物馆的）那么大。“

　　不过，皮亚诺可能时不时地还会困惑一下，自己到底在设计的是什么。对于主要的大藏家而言，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卓纳、豪瑟沃斯、高古轩和一些自己心仪的顶尖画廊外，不会再见到这样博物馆级别的大型“景点“了。而对于那些每次都期待着看到最好东西的人而言，他们还会从哪里买作品呢？

　　（请不要）把我放大

　　Marta Minujin在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的作品，《书籍的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 of Books）。图片：Courtesy Thomas Lohnes， Getty Images

　　本周灰色市场的最后一条是关于上周三Hettie Judah为artnet新闻剖析了艺术展览的一些隐患，把压力放在了参观者和全球专业艺术人士的身上。对于在大型博物馆内举行的那些经过仔细考量的学术性展览或回顾展，她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将担忧放在了“口号式的双年展、三年展、五年展、十年展，以及那些在此之后衍生出来的超大型、多机构展览，“所有的“都在到处蔓延，制造着恐慌。”

　　Judah的依据并非来自每次参加这些大展时感受到的压力——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也和她感同身受——而是靠科学分析说话。她在文章中列举了令人沮丧的数据，表明每个游客在一件作品上所花的平均时间，并介绍了比较不为人所知的“出口坡度“效应，或是说许多人在参观一场超大型艺术展时，会经历一段注意力上的平稳期到随后猛降的阶段。

　　然而，问题在于策划下一次这样的大型展览时，人们会以哪些数字作为主要参考。去年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结束时，组织者表示参观人数创下了新高，“有超过100万参观者“前往了卡塞尔和雅典两个城市。这个数字比第13届文献展的90.5万观众增加了10%。据报道，201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也迎来了大批参观者，比2015年的双年展多了23%。”

　　我对这两个展览的参观人数都有些疑问。我们可以先把疑问放在一边，但要承认的是在很多（若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将观众吸引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让他们感到满足的内容。如同让恐怖电影里那种呆头呆脑的角色被色诱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然后被一斧子砍死，这样的情节顺利到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认为就超大型展览的规模而言，仅仅从原始数据进行分析而不考虑实际情况或进行控管措施是十分危险的。新的展览如果只是做到和之前的规模一样，就会有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观众前来参观吗？对于Judah所感受到的那种普遍存在的疲惫感，关于展览体验质量的可量化反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里，我想到的是好莱坞制片厂在观众看完试片后分发给他们的出口卡）。

　　在我看来，比较可信的是：展览规模本身和吸引更多参观者前来并有什么关系。在回同时举行完双年展和文献展后的2007年，当时的高古轩经营着6家画廊空间，而根据凯捷管理顾问公司的数据，那时全球经济制造出了1000万个百万富翁。2005年，（这是我能找到确切数据的最近一年，感谢Georgina Adam的帮助），那年，全球艺博会的数量是68个。

　　2017年，高古轩已经有了16家各地画廊。上一年——能找到数据最新的一年——凯捷管理顾问公司预计全球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涨至1650万人了，而艺博会的数量可能在200至300之间。

　　概括来说，专业艺术圈的买卖两端都在急剧扩张。同时，有研究显示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正落后于总体人口增长。所以，在谈及大体量展览的快速扩张时，关键问题应该是“到底来参观的都是谁？“而非“来了多少人？”。而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去年那些展的参观者肯定不是普通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