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的书学，其主调是从根本上舍弃宋人尚意的书风，承接元代赵孟頫所倡导并施行的复古主义书风，全盘接受赵对晋唐书法的阐释，并视其为正宗。甚至可以这样说，此时所说的书宗“二王”,承接“魏晋”,事实上都是师法赵孟頫。明初皇室为加强封建法制，旨在推行一种形体雍容、整齐划一的书体—台阁体，规定无论是公文誊书或是举子试帖等官方文字，皆须以此为范。如此一来，朝野合一、千人一面的书法风气笼罩了整个书坛。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被尊称为“白沙先生”。他是明中前期心学的开创者，又是极富个性的重要书法家，其首创的茅笔书因其迥异之风和独特魅力而备受推崇。陈献章所处的年代，正是在师承宋人抒发意气、表现个性的书风冲击下，板滞的台阁体开始为人们所厌弃，其影响逐渐式微的年代。然而，与之伴生的打着恢复晋唐传统旗号，却仍是以承续赵体书法为主的复古书体依旧肆行其道。陈献章洞察这是一股有害变革的逆流，多次向世人发出“不要钟王居我右”的警语，如《答徐侍御索草书》诗：“寒窗弄笔敢辞难，也得先生一破颜。不要钟王居我右，只传风雅到人间。”,又《题携琴访友图》诗：“松崖日暮水声深，何处携来绿绮琴？不要钟王居我右，只传风雅到人间。”心等等。我认为这里提到的“钟王’,是针对书法领域中，把经过赵孟顺作出符号般诊释的晋唐书法当作传统的全部来学习的所谓的复古书风。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士人多为科举利禄，于经学词章字句中用功，不求甚解、不明大义，孔孟精髓忘却殆尽。陈献章洞见了此种弊病，认为要突破此种死读经书的藩篱，呼吁`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狗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

他认为按程朱理学作圣功夫，读书求理，总觉无所收益，心与理不能相契，所以他主张首先要进行涵养，在静坐中进行内心体贴。黄宗羲认为白沙学的“吃紧功夫，全在涵养”,陈亦自言“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他认为涵养在于自身，不论搜寻、记诵了多少古籍和圣人语录，如未有内心体贴，便是枉然。此涵养犹如孟子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

那么如何获得涵养功夫？陈献章认为，首先要在“静中养出端倪，,通过静思达到心理同一。据载陈献章初学于吴与弼而未有得，后独坐春阳台，潜心修炼十年，方有得于孔颜之乐。静坐是陈献章入学的必要法门，通过静坐与自思达到“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气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极”与湛民泽，如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与林缉熙，才能率乎自然，不受变于俗，而有自得。此种涵养之法是学道、理经的功夫，道之显晦在心得。当有了此种涵养功夫，胸次澄彻，才能于日用间处处合理。

陈献章的涵养功夫完全渗透到了书法艺术中，在谈及自己的书法时他颇为自赏“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乎艺也。”

陈献章早年书法已得晋人意趣，超然不拘形似，后参宋人笔意，意态飞动，却平和自然，自谓有熙熙穆穆之风。他学古而不泥古，将古人书法精髓化为己有，并从心性出发，自得意趣，而不是笔笔究根、字字寻源，这是陈献章与当时复古派的根本区别。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评价了陈献章书法之价值“夫书而至于熙熙穆穆，岂非超圣入神，而手与笔皆丧者乎此与勿忘勿助之间，同一天机，非神会者不能得之。学者因先生之书以得夫自然之学，毋徒役耳目于翰墨之间，斯为可贵焉耳。”正是这种重内心体验的涵养功夫，赋予了陈献章独特的艺术趣味，使他不拘泥于法度，撤百家藩篱，追求自得意趣。他在书法艺术中真正达到了宇宙在我，心游八极，率意而为的自由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