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民、陈宜明、王宏剑、孙向阳、徐唯辛、郑艺、忻东旺七位画家，以“现实主义之路”为主题举办绘画作品联展，对当代中国绘画的现实状态和发展趋势都具有近来一般画展所没有的文化意义。因为他们几个人的聚合和标举“现实主义”，体现着一种人文理想和与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的艺术抱负，而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中含混不清的薄弱环节。

 

    “现实主义”（realism）是一个外来词语。从艺术史角度看，它特指19世纪后期以库尔贝(Courbet Gustave)为代表的一种艺术运动。这一艺术运动为欧洲近代文化观念转变所催生，针对被当时艺术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者）普遍尊崇的“理想主义”而提出，主张艺术以 “准确而详尽”的形式关注当代社会生活，表现社会问题与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虽然现实主义运动被艺术史家解释为印象主义与表现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但它扭转了西方艺术的感情风向，给画家这一职业增添了社会良知色彩，这使它成为不可忽略、不可代替的一种艺术传统。现实主义重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认为主观想象不可能也不应该代替现实生活。但是作为艺术的绘画创作不可能没有主观因素，不可能排除想象，表现当代生活的创造不可能自外于传统。所以，现实主义之路是一条不断出现矛盾与不断试图解决矛盾之路。在艺术史研究之外，除了明确限定的现实主义历史概念之外，人们觉得早在库尔贝和尚弗勒里（Champfleury , J. F. Husson）之前，有许多艺术家就在运用相同或者相似的理念、形式从事绘画创作。于是，从乔托、伦勃朗到弗洛伊德，都被列入现实主义的行列。

 

    在中国，现实主义之路起始于上世纪的“五四”时期。由留学生带来的欧洲学院绘画技巧，曾经引起文化界广泛欢迎，并被视为现实主义绘画。但它实际上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流派。前辈画家中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大多是具有现实主义因素，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物象的逼真再现并不等于现实主义。例如徐悲鸿的代表作，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成分比现实主义成分更多。在他之后的画家，不乏以现实主义为理想目标的人物，他们有才华，有热情，但客观环境没有给他们以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无限延展，笼盖四野。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荒唐的发展，就是理论界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概括几千年中国文学艺术无比丰富的历史进程。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是现实主义被强暴、被扭曲和被败坏直至遭到冷遇的过程。今天的新一代艺术家听到现实主义，往往露出鄙夷的笑容。但现实主义是代人受过，应该抛弃的是伪现实主义。而这样的作品，至今仍然在“现实主义”法号的庇护下，享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顶礼膜拜。

 

    孙为民、陈宜明、王宏剑、孙向阳、徐唯辛、郑艺、忻东旺七位画家的艺术走向，是与现实主义理想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可以理解，并可以用造型手段将其表现于画面的；他们深信艺术家的思想与事业（例如绘画创作）应该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即使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艺术家应该理解并表现同时代的人群，即使他们是平凡或者艰难的；他们发现真挚在艺术上不可代替的价值，他们感受到人的创造力、创造精神不会枯竭，而传统经典只能给艺术家以启发和激励。如库尔贝所说，“我越过传统，就像水性很好的人游过河，而学院派却淹没在河里”——今天的中国画坛，有太多的人正在传统的河里挣扎。

 

    孙为民以真挚的感情，思索和描绘他所亲历的人和事，笔端总带有朴素的温情。20年前，他笔下的乡村人物曾经感动许多观众。《腊月》（1984年）、《暖冬》（1988年）等画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作品之不同，在于情感表现的质朴。90年代以来，他将他所熟悉的那些人物置于斑驳耀眼的阳光和投影之中，从《乡间七月》（1995年）、《金色的季节》（1996年）到《七个姑娘》（2005年）和《绿荫》（2005年），他对处理外光越来越得心应手。但透过悦目的光影，我们更感受到他对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们所怀有的温暖情怀，那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理念在艺术中的表现，孙为民是以毫不张扬的方式表达了他所坚守的人文立场。

 

    陈宜明的“现实主义之路”应该从他与几位朋友共同创作的连环画《枫》算起，那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废墟上萌生的第一缕绿芽。而稍后的《张志新》则被扼杀。其实正是那些作品，表现了当代中国艺术家的骨气与历史责任感，那是与现实主义理想的历史本质谙合的。油画《我们这代人》（1984年）则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开的另一步。90年代的《夏日》、《庭院》、《今日天气好》等系列作品，似乎在摆脱历史的阴影，进入一个明朗和亲近的空间，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平和与亲切中，分辨出一种广阔的思索。近年所作塞外风景，是这种思索的扩展，他希望“以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希望观看他绘画的人与他一起接受“自然精神的净化与抚慰”……

 

    王宏剑是出自中原大地的画家，对故土故人的一往情深，使他在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土地和农民一样的深厚与质朴。像艺术史上的那些现实主义画家一样，王宏剑坚守他最熟悉、最亲近的生活领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拿出有分量的作品：《奠基者》、《函谷关》、《阳关三叠》、《黄河古驿》、《农家喜宴》、《孟良崮》……现实主义作品的感染力在于它充满感情的内容，王宏剑的作品留给观众的心灵感动，超过那些卖弄风骚的艳俗“名画”的精神容量的总和。中国美术界奢谈现实主义者多，真心继承发扬这一传统者少，而王宏剑之意度波澜，庶几近之。

 

    孙向阳关注民风民俗，军旅生活经验和西北、西南农、牧区的生活氛围，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他的历史题材作品，以丰富、真实的细节处理见长。而描绘当代农牧民生活的《理塘一条街》（1991年）、《正月里》（1994年）、《迎亲》（1995年）等画，以开阔的视野表现曾经留给画家深刻印象的生活场景。孙向阳对底层民众生活瞬间的酌取，体现着他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而他善于“对平凡景象赋予新的创意”（韦启美语）的基础，除了对质朴生活景象的视觉敏感外，更依靠与山乡、草原生活的人们在心灵上的联系。

 

    徐唯辛曾经为他自己订立绘画创作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主要内容如“题材当下”、“内容明确（不搞似是而非的花招）”、“人文关怀（社会正义感和良知）”不仅间接标示出当今中国绘画的薄弱环节，而且恰是徐唯辛绘画创作的亮点。现实主义艺术的伦理基础是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徐唯辛正是以此为创作目标，形成他与众不同的艺术格局。像《酸雨》（1997—1999年）的着眼点是工业造成的环境问题，《工棚》（2003—2004年）、《打工图》（2005年）寓含着对千百万进城打工者的同情，《矿工肖像》系列（2005年）使观众联想起处于矿难边缘的生命，《朝鲜核设施》与《中东核设施》（2005年）则将当代最尖锐的国际问题引入绘画创作。

 

    郑艺回顾他的艺术历程：“20年来一直用真诚的心态，写实的手法来描绘我熟悉的广袤的东北大地和在那里繁衍生息的乡民。”用执著、专注、锲而不舍来形容郑艺的创作态度，是当之无愧的。而这种精神的源头，是他与广袤东北大地和朴实乡民真挚的感情联系，这种联系是与生俱来的。与许多熟悉同类题材的画家不同，郑艺笔下的北方土地和北方乡民具有极其突出的个性特征。这使他的画绝对不会与他人的同类作品混同，而独具“过目难忘”的感染力。从80年代末期几幅有羊群的风景开始，到《驰骋的心》（1996年）、《眺望新世纪》（1998年）、《凡心已炽》（1999年）……这些深深植根北方大地的形象，为中国画坛增加了沉厚稳实的气象。

 

    忻东旺作品中的主人是那些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个体生命。不论是《明天，多云转晴》中的民工，还是《外面的世界》中的姑娘，忻东旺对他们都怀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当我们即将被泛滥于媒体中的打情骂俏或者故作深沉的时髦男女淹没的时候，反倒会为忻东旺画中人物的沉重和茫然感到一种欣慰。忻东旺的笔触带有不加掩饰的笨拙和滞重，他说他画待业民工的笔法是“来源于民工用抹子泥墙的感觉”。这显然不是画家对自己绘画技法的戏剧性比喻，而是透露了他作品中的人物与他作画的技法之间，在气质和“表情”上的一致性。以质朴而具有个性色彩的写实手法，创造了新颖的底层民众形象，这是忻东旺对当代中国绘画的历史性贡献。

 

    以一种艺术观念或者创作方法概括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必然存在“填平补齐”的遗憾。七位画家除了具备现实主义的理想与方法之外，他们在绘画上所呈现的个性特色更加值得关注。读者可以看到，就像艺术史上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那些著名画家一样，孙为民等七位画家在面对题材、形式的继承与革新，社会现实与个人视角等问题时，实际上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出现了显然不同的效果。在我看来，这种差异正说明他们在艺术上的成熟。通过在一起展出作品，画家和观众都会关注并探讨他们之间的相同与相异，进而使艺术个性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