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书画报  

       关山月的《印度姑娘》(见附图)作于1948年，纸本设色，纵145厘米、横82厘米。画面左下角落款为“岭南关山月”。在落款的下方，有白文方印，印文是“关山月印”。作此画时，关山月36岁，正值创作的盛年。这件作品与他的《摘椰图》、《浴罢》、《舞·清迈写生》、《南洋市集一角》等作品一样，均得稿于南洋写生。

       在赴南洋之前，关山月的艺术历程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1935年，他进入春睡画院拜高剑父为师。1938年广州沦陷后前往澳门追随高剑父，并在澳门举办了第一个“抗战画展”。1940年，他经广州、曲江、桂林等地入川，在嘉陵江、青城山、峨眉山等地写生，并在贵阳、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展览。1943年，在赵望云、张振铎的陪同下，他沿河西走廊直奔敦煌，潜心临摹敦煌壁画。1946年回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创办的南中美术学院；他在广东文献馆举办“西南西北纪游画展”，并于次年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与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黎葛民、杨善深联合举办了“六人画展”。关山月的绘画，在此前已经得到不少好评。朱光潜在1942年观看了他的画展后称赞说：“先生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

       关山月的南洋之行，开始于1947年7月26日，结束于1948年1月，前后半年左右。他先是从香港坐水上飞机直达泰国曼谷，先后游历了清迈、南邦、大城、上拉差、万佛岁、佛坯、华欣、宋卡、合艾等地。在泰国逗留了三个月左右，关山月又前往槟榔屿、吉隆坡和新加坡。他在所到之处，游历写生，并举办画展。南方的热带风光以及东南亚的生活风俗和异国情调，为关山月的绘画带来了新的内容和动力。而游历南洋期间结交的新朋友，也为关山月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帮助。比如，关山月在1948年回国后出版的《西南西北纪游画集》和《南洋纪游画集》，就是得到了泰国侨胞李之绵的赞助。

       《印度姑娘》是关山月南洋写生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画面描绘了三位印度姑娘，一个正面，一个侧面，一个背面；姑娘们的身后，是一株带有浓郁南方特点的椰子树。树身从画面的右下方向左上方斜伸过去，枝叶舒展婆娑，椰果壮硕繁盛。从姑娘们的姿态和表情判断，这件作品恰似住某时某地、某个场景中偶然出现的惊鸿一瞥。三个姑娘围成一团，相对于画面之外的众多场景，她们之间产生了闭合式的群组关系。相对于画面之内的结构安排，她们各自不同的姿势又避免了某种相似性的重复，从而为画面带来了较为丰富的变化效果。背景的椰子树，在细节处理方面注重写实，尤其是不同局部的色彩表现，在统一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统一。

       南洋写生对于关山月而言，是色彩语言的一个转折性的突破。一方面是热带自然环境的变化，南洋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状态对关山月的色彩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异国风情的文化差异也为关山月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内容和灵感。跟他的两南西北之行相比，关山月在南洋之行的写生作品中，明显改变了色调灰暗的沉重感，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姑娘》等作品中艳丽而明快的调子。在植物的自然色彩、人物的服饰装扮等方面，强调色彩的对比与反差，从而获得了更为宽阔的审美空间。

       尽管如此，关山月的南洋写生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尤其是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关山月在《南洋人物写生之六》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题跋：“敦煌石室魏代之壁画，富有犍陀罗风之韵味。人体造型之美，线条行笔之拙迟，傅色之单纯占朴，颇觉自在可爱。予游敦煌时临得魏画数十帧，深受其影响，此作乃仿其风格成之，惟恐朱及其韵味之万一耳。”如果说关山月在敦煌期间，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精华。那么，他在南洋期间，则是把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亲身体会与包括犍陀罗风味在内的南洋风情结合起来。在《印度姑娘》中看到的也正是这样，关山月对人体造型的深入观察，线条行笔尤其是胳膊和衣裙等长线条的处理，都显然得益于他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而对三位姑娘的肤色和服装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吸收了敦煌壁画之“单纯古朴”之外，更融入了关山月对南洋生活的真实体验。

       关山月在1948年的一篇自序文字中，谈到他追求以简化的笔墨描绘人物，以至于“一块色、一条线都在考虑着怎样使它单纯而有变化”。他谈道：“我一面想融化着西北得来的印象，但一面对于一个画人说起来含着神秘性的南洋又牵引了我。”《印度姑娘》正是关山月在具有神秘性的南洋的牵引下写生创作的作品，它来自于生活，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绘画升华为艺术。关山月强调对生活素材的提炼，他主张“通过创作的手段，才能把生活变成艺术，才能使我们的画面充满诗情画意”。如果把关山月的《印度姑娘》放在他的人物画创作历程中整体来看，不管是与其早期和同期的作品相比，或是跟其后来的作品如《穿针》(1954年)、《纺线图》(1963年)等相比，这种源自生活的现实精神，始终都是关山月绘画中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