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美院破落单纯的家

　　“30年前的校园，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家园’，它是一个永远停留在心里的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回忆道，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高等美术教育招生制度开始恢复、各种美术机构重新启动，专业美术刊物也相继复刊或创刊，“那个年代的美院只能用荒芜、破败来形容，京剧团、歌舞团混在一起，图书馆里只有两三本可以借阅的艺术类书籍，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变革是捆绑在一起的，1977年恢复高考，美术学院才开始兴盛起来。虽然破落，但那里依然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是大师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文革”结束之初，思想仍然受到严酷的禁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开始打破一个个的禁区，“首先是‘人体素描课’，那是西法绘画的基础课程，它的正当性意味着学术的正当性;在学术成为正当之后，怎样画，用什么方法，必须要突破‘风格’的禁区，而不是沿袭以前的‘红、光、亮’的画法;在对形式探讨之后，题材成为重点，于是‘伤痕’、‘知青’题材开始被涉及;至于打开国门之后，还要冲破对‘当代艺术’学习的禁区，如何接受都是一种尝试。所以美术学院的发展进程和国家的开放发展是分不开的，它是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共同记忆。”

　　瞅一眼四川美院的毕业生名单，你会发现，像、、、程丛林、、、杨千等一系列在当今画坛相当“吃香”的人名，都是1977、1978级的毕业生。在现在的北京艺术区，有一大批川籍艺术家形成的“川军”，在国内外重要艺术展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份额，势头不小。毕业于四川美院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代表人物，谈起当年的学校生活，他认为是一段“简单”而“纯真”的年代，“那时候没有画廊，更没有什么商品的概念，我们油画系也就20个人，大家住集体宿舍，熄灯后就扎堆聊天，和现在的学生没什么两样。”对于当时的教学模式，他觉得也很统一、传统，“老师对技法的要求严厉，画法都是写实主义的，我当时的毕业作品因为风格问题不被认可，也没有被打分，后来不了了之。”但那段学生生涯对他的影响依然很大，“那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画画、看书，什么都是一块儿，因为那时候的信息量少，看的画册也差不多。”对当时的学生时代依然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