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外滩画报
实验艺术家总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希望靠勇气和胆识,令他们和他们的艺术,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艺术需要捆绑或远离现实意义吗?有没有我们的艺术家能与之为伍的、比较和蔼可亲一点的现实?
传说,在我去过的一处艺术场所的水泥地下,埋着一位已被绳之以法的罪犯的骨灰。该犯罪行严重,社会舆论猛烈,连家属都不敢领回骨灰安葬。一位艺术家出于某种构想,远赴死者在西南的家乡,联系相关人士,征得亲属同意带走部分骨灰,承诺带死者去生前想去而没有到过的上海。这些骨灰最后放入了上海某艺术中心的地下,封上水泥,上面不留任何痕迹,任人照常使用。巧的是那里旁边的街名,正是死者家乡地名。
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死人,他生前的某项愿望,比如想去某大城市,以及身后葬到哪里等,对于大数人来讲,根本无足轻重。何况,他已被执行,权利已被剥夺,一切意愿似乎理当无从实现。但是,那位艺术家是敏感的,敏感到这里或有缺憾,有某处软肋。他不像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还是被宣判为叛徒的死者吕涅刻斯的妹妹。埋葬亡故亲人,入土为安,说是出于神律,更是我们人类对自己生死的尊重。剧中国王克瑞翁代表城邦和社会秩序,死者是他口中国家和法律的敌人,但安提戈涅要尽亲人义务,埋葬哥哥吕涅刻斯之举,仍是希腊城邦伦理风俗的基础。我们常讲某人犯下滔天罪行,丧失人性,但又如何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让自己跟在屁股后丢弃人性呢?
如果制度在这里显得生硬,那要经受考验的则是人们自己。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者,司法已做结论,但关于他身后权利的问题,没有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却可以继续讨论。那不仅关系死者,亦是有关于我们。有如那出著名的希腊悲剧,艺术家想以一种颇为艺术的方法,微妙地碰触禁忌,将提醒的触角探出。
这只是一个传说,谜一样的事实,让那个艺术家通过流言和传闻,真的打开了讨论的场域吗?或者,这只是我虚拟故事,要来跟你讨论。如若你过度敏感和脆弱,把我拒绝或禁止了,那么这种提醒的艺术,连带它的问题,将只好埋于地下,成为某一个人的心事,某一个人的姿态……丹阳老太太,名叫王小六,住在一所破旧的小屋里,前后抚养过100 多名身患残疾被遗弃的孤儿。金锋的创作是由他出资,让王老太太置换上新的居家用品,他买下王小六家的全部破旧家什,用于“存档”和展出。他将那些旧东西,与王老太太及三位现在仍跟她一起生活的当年弃婴,如同标志时代文明的文物一样,装入博物馆式的陈列柜,在北京陈列展出。这件创作应该是因为手法奇特,引来不少报道和网上关注。贫困、道德和尊严,这些随处可以看到的词汇和标签,在这个《为老太王小六存档》的作品面前,含意变得吊诡,它们有了不同的分量。这作品或许不锋利,但它是社会小人物的哀愁、宿命和不卑不亢,可能因此颇得人气。
实验艺术家总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希望靠勇气和胆识,令他们和他们的艺术,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他们中的多数,往往只和自己人玩游戏,乖乖地“人多的地方不去”。这样,不用多久就一定无聊起来,变得麻木,那就让人悲哀了。金锋曾在一篇博文中说:“当代艺术语言不在公众话语的真正语境之中。”直面这个问题本身,是金锋的机警,是他对被西方化、体制化了的当代艺术的警醒。要讲是什么阻碍艺术家们敏感于世事、阻碍他们直抒胸臆,有时就是他们自己。当然,这点还是仅就诚恳的人而言,捣浆糊的,想捞暴利的,就不用说了。
人多的地方要不要去?对于艺术家,这大概已关系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如果就艺术论艺术呢?上周我去了非艺术中心,云里雾里地看一位来自德国的香港籍艺术家作品。他的当代艺术很标准,很学院,还真弄了不少云在展出现场,在他展出的照片里。我以为理想的一面是,艺术家不必给出答案,但有些事和情感,摆在眼前,其中的部分意思已跃然而出,或昭然若揭了。但是那天,或许要明白他的艺术在做什么,需要了解更多背景;或者根本就得先信奉才有效,像是某种高级谜语?它们像些散片,晦涩地与一些事物或自身相互间关联着,猜想下,多半离不开国际政治、文明冲突、历史和个人记忆等的“时尚课题”。然而,在那些关联确实扎实地建立起来之前,一切竟都只是子虚乌有,过眼烟云。艺术当然可以是一个人认认真真的玩物和玄虚。
艺术想要离开意义吗?如果这总是困扰我,有没有另一种比较和蔼可亲一点的现实,我们的艺术家能与之为伍?那个周末,我看到莫干山路的一家画廊里,艺术家正与有钱人和漂亮女孩为伍,谈论他们制作精美的摄影。在另一家画廊的一个展览开幕式上,一位英国来的中年女艺术家用毛笔,画了不少中国的菜蔬瓜果。聊天时,我提到齐白石,她讲到意大利以前也有谁谁谁,她的意思似乎世界本来也是一回事,都要画这些的。那种世界观是,世界其实就在青菜苹果里,种种的现实或问题,也都是青菜苹果里的现实和问题。这样一想,我至少可以轻松下来,喝口茶,看外面万家灯火已经点亮。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2009-03-12 总第 3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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