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你来到威尼斯，你看到了数不尽的艺术，你去参加派对，你疾风骤雨一样地喝酒，你说很多胡话，当你回到你来的地方的时候，仍然在威尼斯的宿醉中不愿醒来。”这是一篇小说对威尼斯的描述。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即将于6月6日在水城亮相，这是中国以国家馆的形式第三度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出席。中国当代艺术家曾经以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为荣，而现在，在一轮轮运作经营之下，威尼斯双年展是不是神话依旧？

　　仅仅以“二流艺术家”身份跻身中国馆总策展人的卢昊在前不久受宣被任命后引起了艺术界的巨大反弹：缺乏公开、透明、公正的策展人竞选程序，评判标准的缺席，直至最后一刻名单揭晓，以及无法自圆其说的国家馆主题“见微知著”等，成为2009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最受人诟病的所在。

　　直至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半个月，负责该项目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才正式公布了中国馆的主题、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名单。对于艺术家卢昊任中国馆总策展人的消息，这让官方艺术界和艺术江湖两大系统普遍无法接受，日渐热闹的艺术界对这个项目的背后由利益引发的垄断内幕愈发猜测纷纷。

　　“双年展之母”是一百多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所享有的崇高美誉，尤其在1999年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当代艺术掀起了一波不小的高潮，当时的主策展人史无前例地邀请了20余位中国艺术家参展，占全部参展艺术家的近五分之一，当年的艺术大奖也由蔡国强夺得。这一届双年展带动了国际艺术界的“中国热”，但现在呢？

　　当代艺术深陷西方语境

　　以装置作品《日常易碎》参加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第一届中国馆的刘建华认为，对国际展览机会日渐增多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国际展览上的评判已经不再神秘和重要了。不再有艺术家认为自己参加了一次威尼斯双年展就成为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话虽如此，但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巨大的光环在艺术界内部可以有人不在乎，而与艺术界共生的利益团体怎能不在乎？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艺术评论家杨小彦认为，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划恰恰体现了“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结合”。从最初的1980年代送“民间剪纸”和“刺绣”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引发的尴尬到今天的文化部批文开发布会，并申请长期使用的常规展览空间来看，威尼斯双年展这个理论上代表国家艺术发展形象的国家公器正在日益受到重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在无可避免地趋向“官方化”之外，更可怕的还有“利益集团化”。就这一点而言，艺术评论家、独立策展人朱其也认为，双年展正在渐渐丧失原本应该附着其上的前卫、先锋、另类的标志。

　　艺术也是制度，全世界无一例外，而制度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只有相对独立和不那么独立的区别。作为制度即意味着话语权、解释权、展览权——概念的设置。究竟谁来解释当代艺术？至今解释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与理论体系依然深陷于西方的语境，哪次国内组织的国际艺术论坛若非截取康德、福柯的理论还能高谈阔论畅通无阻地进行下去呢？

　　国内艺术界原先对于国际双年展就存有某种幻觉，1990年代对于威尼斯双年展普遍存在的神秘感原因在于中国艺术家太渴望国际成功，但是究竟什么才意味着国际成功？出入国际知名博物馆，在知名西方策展人的展览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么这种承认是建立在西方体制上的承认，全球化的情况下没有体制空白。

　　1990年代，在北京的“使馆文化”笼罩下，方力均们最关心的不是在美术馆博物馆做的展览，而是能在北京的驻华大使馆或者领事的家里办展览。“西方人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救世主，他们当然也会有政治诉求。时至今日，在各种艺术场合仍然可以发现，中国人多么渴望建立与老外的某种联系啊。”杨小彦说。

　　逐渐利益集团、圈子化

　　杨小彦担心的是“进入并掌控艺术的资本”，资本使艺术从创造变成生产，艺术生产的方式是艺术被高度垄断，垄断资源中自然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包括在内。

　　2005年由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组织，蔡国强任总策展人的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是有公开的方案征集和策展人竞选程序的；到了2007年侯翰如策展的52届中国馆就开始了直接指定策展人，取消了公开的竞选程序，第一届原有的评委也都不知情，甚至连为何决定选择某个人当国家馆策展人的理由也未对美术界和社会公开宣布过。而本届双年展上则出现了让艺术界普遍无法接受的“二流艺术家”卢昊任总策展人的情况。

　　作为1993年第一批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孙良早已对“商业化”了的威尼斯不再表示关心，当代艺术策展人制度之后把中国馆承包给某些人，有人出钱大力推动自己手中掌握的艺术家，让进入中国馆的选择越来越远离公正性，“后面的经济支持者的意图太明显了”。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的神圣感湮灭在一轮轮被选择的无奈中，荡然无存，“当时中国没有机会，中国当代艺术完全被西方人选择，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都是在为别人生产，中国艺术家都在为了参展而揣摩别人会怎么说。”

　　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利益集团、圈子化，寄希望于这些策展人希望达到某种公正也不现实，杨小彦只好指望他们“不要太过追求利益就好了”。

　　且不论缺乏明确的学术视角和表达力度，参加过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评论家王南溟把中国馆的策展人任命称之为“寡头政治”，仅就程序而言“保密性太大，艺术领域还有软性的东西，但依然需要公开化。”

　　对此，朱其提出三个质疑：一、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决策为何取消原有的公开透明公正的竞选程序？二、为何选择一个没有任何策展经历也没有任何理论著作的“二流艺术家”？三、为何全体中国批评家和策展人都被排除在外，国家馆策展人的决策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和“猫腻”？“任何国家性的制度性的竞选程序未必保证最优的竞选结果，但至少要保证一种程序公正，并能选出某一行业多数认可的相对德才兼备的策展人代表。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理论上是世界各国在威尼斯双年展展示每个国家优秀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场所，这样一个场所既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场所，也是在艺术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表达自己文化声音的平台。如果一个国家馆的艺术展览做得很成功，将会有助于树立这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这种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的竞争越来越重要。”朱其说。

　　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背后究竟掩盖着怎样真真假假的合谋、权力或者利益的等价交换，除了当事人之外，谁都无法真正“见微知著”。而隐藏其后的国际资本的合谋也许将更为厉害而不为人所察，世界各大双年展的策展人垄断、轮流坐庄也正在对接合拢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