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在上海“花界”遇上潘素，成就了一段姻缘。婚后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之下，潘素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   

    说到张伯驹，人们马上想到“民国四公子”，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又和袁克文并称“中州二云”，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他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而袁克文号寒云主人。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河南项城人，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但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此后，他把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

    张伯驹首先是个词人，而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身份。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学者姚平认为他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这么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这种比拟，是论人之气质，词之风调，而不涉乎其人的身份经历之异同……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1915年生，苏州人氏，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人欢笑场所。

    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这么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其时张伯驹已有三房妻室，元配夫人李氏、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养，在“无后为大”的原因之下，又有三夫人王韵香。

    孙曜东又说:“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