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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一种书体兴盛，必定有其恒远积累之过程，亦需要一些关键人物起推动作用。根据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源于汉末，系汉人刘德升所造。然而，行书在汉末并未得到普及。虽然较之楷书更为方便，较之草书更易辨认，但是直到两晋，行书才略成气候，后经由东晋王羲之将之推到顶峰。仿佛是魏晋名士之风流气度熏染了行书，又仿佛是行书之潇洒自如诠释了魏晋风度，在漫长的书法衍变历史中，当魏晋与行书紧密连接在一起时，便忽然生出某种令人动容的光辉。

　　行，动也。大化流行谓之行，行云流水谓之行，天马行空谓之行。书之行者，流而不滞，如风如水，无常定式，讲求一个“变”字。右军书《兰亭集序》便是一例，且不论其中有数十个不一样的“点”画，单就二十一个“之”字便姿态各异，或粗或细，或放或敛，或坐或仰，或静或动，或舒展如闲云，或亭亭若修竹，无有雷同，自在适性。只一尺寸之间，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幅兰亭修褉图仿佛跃然纸上，与会名士音容笑貌虽不着一字，却已尽得风流。

　　风流者，跳脱于惯例成规者也。一旦抛却世俗规制，则解放性情，而得自在，故亦显神韵。魏晋风流者不胜枚举，佯狂而歌若阮籍、一醉三年如刘伶、东床袒腹之右军等典故皆是妇孺皆知，究其原因却是在经历汉末清议和党锢之后，士人们开始渴望摆脱政治束缚，希望寻求一种更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找寻一种精神解放。嵇康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掷地有声道出了士人们之所想，他们开始重视自我感受，于是便有人借用书法丰富的线条变化和笔画组合来表现内心情感以及生命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提出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不谋而合。王右军《兰亭集序》自不必说，其字清逸隽永，放浪于形骸之外的潇洒旷达扑面而来。而承袭魏晋风流气骨的唐朝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稿》又可算是一例，元人鲜于枢将之品评为“天下第二行书”，其线条遒劲舒和，与悲愤之情融为一体，见其字犹见当时之人。

　　不固结于成规，则刻意雕饰痕迹全然不见，故显自然。行书虽然不似楷书端正工整，但依然能在千姿百态中达到一种和谐统一之美。如同魏晋名士之举止，或癫或狂、或痴或嗔，却是最接近“真”与“自然”。其实魏晋名士狂放不羁的人格一半是自我本性所致，而另一半则是由时代环境所逼出，是特殊情境下迸发出的特殊姿态。行书字字各具姿态，却也是应全篇之“大气”而生。道家认为“气”为宇宙万物之本体，气聚则生，气散则亡。行书中不仅单个字、几个字之间有“小气”贯穿，全篇布局也有“大气”统领，必须要做到彼此呼应，行气贯通，否则要么千篇一律，要么就似一潭死水，毫无自然生机可言。 

　　行书比之楷书虽少一分沉稳中矩，却多一分飘逸灵动，比之草书虽少一分狷狂激越，却多一分从容自在。若将之比作人生，则行书是一种境界，不疾不徐，不骄不躁。好似魏晋之风流名士，纵然世事险恶，却犹自闲庭信步，不妄图位高权重，却也绝不卑躬屈节。人生本就是一种迷误，面对无穷尽的欲望与烦恼，不如跳脱于尘世杂务之外，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听琴煮茗，挥毫泼墨。无怪乎只有落拓不羁如王羲之才能写出这等俊逸潇洒之字，亦无怪乎行书兴盛能够来得如此恰如其时！

　　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拾起那一片浸淫于魏晋时代、写满了行书的绢帛，忽然间仿佛能够听见他们自竹林中踏歌而来，清谈之声不绝于耳，又仿佛能够见到他们峨冠博带，逍遥自在的模样。幸之，有过这样一个名士集体张狂之时代；亦幸之，有这样一种书体可以去解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