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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10-09 00:00 来源: 作者: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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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篆刻史上，龙泓山人丁敬开创的浙派是一面印坛旗帜，是文、何以来文人治印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浙派以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为代表的“西泠八家”而著称。邓散木先生《篆刻学》一书在叙述浙派时讲道“外此则有胡震、张燕昌、杨解、翁大年、杨大受及赵次闲高弟陈祖望等各为浙派负弩前驱，建树壁垒”。研究这些人的艺术形成，不仅是向人们介绍浙派门人的生活艺术情况，而且也是浙派艺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燕昌得到高师指点，篆刻艺术大进，终于成为浙派篆刻中的名手……并开创了海盐文人治印之风”。(《武原镇志》人物小传)
张燕昌(1738——1814)，字文鱼，号芑堂，又号金粟山人，海盐县武原镇人。考其一生，研金石尚考据，为人耿直，求知若渴。
张燕昌生活的时代，是清代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各族人民，压制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除提倡封建的忠君思想，欺骗麻醉人民以外，在康、雍、乾三朝还多次兴起文字狱，压制反清思想。发生在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及雍、乾时期的吕留良案是全国两大要案。文字狱似一片阴云笼罩，结人口舌，唯恐不当而招至杀身之祸，正是“万马齐喑究可哀”。
清代开始盛行的考据学，则一下子成了文人志士的避难所。考据学即所谓汉学，又称朴学，其内容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轶等方面从事于经书古义的考证。清政府在实行文字狱时，看到考据学从小学人手，以求训诂名物的特点，提倡整理考订古典文献，以转移人们反清斗争的目标。人们在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不可能的情况下，转向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并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到乾嘉时期此风更加盛行，形成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应该说张燕昌生活在那个时代，是深受那个时代的文风影响，其“生平力学好古，尤嗜金石，搜罗甚富，尝自摹吉金贞石文字为《金石契》，又尝登范氏天一阁摹北宋石鼓文，勒石于家。”(光绪海盐县志卷一十七·人物传·文苑)张燕昌一生“善鉴别，凡商周铜器，汉唐石刻碑拓，潜心搜剔，不遗余力……在杭州，与梁同书、翁方纲探讨考释，终日不倦，多所创见。”(新编海盐县志·人物传)张燕昌对金石的痴心研究，也引起当财的浙江学使阮元的注意，“学使者阮文达闻之即征至省特别荐章。”(光绪海盐县志·一十七卷人物·文苑)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是乾嘉学派的一员主将。阮元曾督学浙江，又两度出任浙江巡抚，对浙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在他创办的诂经精舍中，所选生徒都是阮元督学的浙江十一郡时所知的宏通之士。阮元督学浙江，发掘浙江文人，倡导考据之风，影响极大。张燕昌可以说是阮元为政风格的得益者。在阮文达的攫拔之下，张燕昌才有缘大开眼界，并结交考据名人，学术思想大进。阮元也极赞赏张燕昌这位考据门中的后起之秀，并赠诗云“铭铸鼎彝款象牺，每看一字百摩挲，恰因好古生偏晚，不见苏韩猎碣多。”(光绪县志·人物传·文苑)。张燕昌一生著述有《金石契》，《飞白书》，《石鼓文考释》等，这可以说是张氏在小学考据上的成就，也为其研究金石文字及在篆刻艺术上的突破作了许多铺垫。另外张氏在诗歌上创作了《续鸳鸯湖棹歌》，表现出其多才多艺的气质。
张燕昌一生以淡泊名志，刚正不阿作为自己的做人品格，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风骨。其在“敝帚自享”一印中跋云：“山舟梁太史论书述董文敏跋云：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前人作书不苟也不免为名使，此文敏书之所以入妙也。余聆太史此论不特有进益，即刻印迹渐进自然，推之自身何事不当如是耶。甲午春日燕昌为南庐大兄作并跋。”(新编《海盐县志》图文)由书及人、言语之中其为人可见一斑。面对官场的丑恶，张燕昌深恶痛绝。因张的才艺，当时地方官“以优贡举廉方正人”，“省有胥吏弄文阻之，欲其来解也。燕昌拂袖去，云若与猾吏接一言，有负荐辟矣”。(光绪海盐县志。人物·文苑)假如没有阮文达的征召，可能张燕昌一生埋没乡野，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何其之多。正因如此的际遇，张燕昌尤感清官好民的珍贵，遂对那些清正廉明之官，心仪仰慕。在张燕昌的一方“云中白鹤”印跋云：“……燕昌年来放浪江湖，与海内贤士大夫交，于故乡或终岁不返。邑明府望川韩侯，历任嘉禾，所至多善政，亦未亲见也。归而诸官赞草庐先生为燕昌备述，心仪久之。既因试事得厕门墙，越三月，燕昌琴书诗画室中为偷儿窃去唐李廷 墨一笏，并诸骨董。不得已，诣县上状，……未几，偷儿获，明府以忠信明快得情，诸骨董一一无遗失。燕昌以冷淡生活叨明府恩波若此， 则凡明府政教所及大于此者，士民之歌颂当何如耶?朱进士笠亭先生赠明府诗云。‘老农不识衙前吏，一棹春风载洒归’，真实录也。乾隆丁亥白露日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并录宋斋题识如右。门生张燕昌记事。”(历代印学论文选编)从“拂袖去”到“心仪”、为望川明府临“云中白鹤”印，这种投桃报李的举动，反映出张燕昌先生的做人准则。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如王铎、张瑞图、赵孟頫等诸多名家，因其为人、气节等问题，同其书一直被抑制，或贬词甚多。可见在以传统道德为准则的时代，人名与书名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连。张燕昌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就，没有王铎、张瑞图、赵孟頫那样的名声，在浙派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传人，假如没有张氏在为人上的清淡、自然、正直，其名其艺可能早已被记史者扔进了纸篓。
张燕昌先生对仕途功名看得很淡泊，而对金石篆刻，他似渴骥奔泉，为拜名师，他锲而不舍的追求，这种韧劲，这种精神无不为人敬佩，也演出了篆刻史上的一段佳话“张燕昌拜师送南瓜”。据王健飞先生的《海盐人物春秋》描述，“清代乾隆年间，海盐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到省城杭州应试。他打听到有位卖酒为生的名士丁敬，篆刻艺术独树一帜，便登门拜师，却遭到回绝。年轻人不气馁，第二年夏天，又筹措了路费，风尘仆仆专程赶到杭州求见。丁敬见他背着很沉的东西，帮他放下一看，原来是两只硕大的海盐癞皮黄南瓜，是作为投师之礼特意送来的。丁敬大为感动，便破例收为人门弟子。”张燕昌年轻时候，家乡海盐缺少名师，又无祖传，虽对金石考据有所研究，但对篆刻之道，只停留在对元明篆刻的窥探。而他一人丁敬门户，得高手指点，同时又由于他有扎实的文字考据基础，进步迅速，深得丁敬的喜爱，张被视为丁敬的得意高足。张在丁敬家五六年，徜徉于浙派艺术之中，深得乃师法乳，成为继续浙派艺术的一个重要人物。张燕昌所作印谱有《芑堂印谱》、《石敬亭印谱》。 张燕昌的一生离不开两个人的帮助，如果说阮元为张氏创造了研金石，钻考据学术活动的外部环境的话，那么丁敬则为张氏打开篆刻艺术殿堂之大门，而张氏的不忍辜负，孜孜以求，对金石篆刻心摹手追，则是其成功的内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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