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特有的载体之一，但在日益繁荣的消费文化中，书法似乎逐渐被边缘化了。人们常说的“文化”通常有两个指涉领域：第一是艺术和高雅的学问；第二是生活方式。文艺商品就是沟通这两个领域的便道。

    一件书法作品在书家手里把玩，它所呈现的更多的是艺术审美状态，而当它流转到消费者手里，可能凸显更多的是价格的需求。从前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流转大都是书家与消费者直接交换，书法作品有时承担的也多半是友情交流的角色。而在当下商品经济主导一切的背景下，在多元文化中，这样的交换显得微不足道了。书法产业的提出，就是让书法艺术在商业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让每位书家在其中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

    当下中国商业文化中的汉字文化的缺场，让众多书家颇感尴尬。汉字、书法应该在场，书法应该成为文化身份，成为东方美学、东方哲学的代言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应该全部是可口可乐、NBA与外文包装主导着的一切，可是去汉字化浪潮席卷了每个角落，外文很优雅地盘踞在学生的文具盒、笔记本、橡皮上，字母爬满了男女老少的内衣外套，WTO、GDP、CPI、CCTV频繁地出现在大小文件以及各类传媒中，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西勒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说过：“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成功投放商品的能力，正在生成美国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在我们满足于世界商业文化炫目的快感，满足于与世界同步的虚荣时，我们的文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难以想象，在英语字母语境中成长的一代、下一代，是否还会对汉字有亲切感，是否还能面对书法时有文化的共振。汉字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还会有书法？还会有书法产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看来，发展书法产业不仅关乎民族尊严，更是一种自救。我们不应用遗民的心态躲在书法里哭哭笑笑，而应当站出来，在商业文化大潮中，做勇者，做王者。

    从孔子的“依于仁，游于艺”到韩愈的“文以贯道”再到朱熹的“文道合一”，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承载着相当的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在商品经济时代，“物以载道”已经成为“文以载道”的变种形式，这种极为有效、极为隐蔽的形式已经被西方国家熟练地操纵。商品本身不是文化，但它形成的商业文化所蕴含的能量是巨大的。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学者约翰·斯道雷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被意识形态的运作所巩固，即通过日常生活用品的提供，有效地摧毁本土文化并把美国的社会方式强加于当地人群中。”

    在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今天，在外来文化强势进入的背景下，推进书法产业的发展，必然要站在我国文化战略布局的高度去审视，以复兴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提振民族精神的责任感，去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想称霸全球，但也不能被淹没。有人说：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存过去，而是拯救过去的希望。勇于担当这个希望，理应成为每位书家的文化自觉。

    在推进书法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里，官方意志、爱好往往成为大众生活的风向标。东晋司马政权实际掌控者王家、庾家、谢家喜玄谈、好书法，于是天下纷然效仿，书法迎来它的第一个春天，书法名家辈出，而王羲之父子更是风流千古。隋唐以后，以书取仕成为书法继续发展的直接推手。因此，当代书法产业的发展，政府的推导至关重要。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有所借鉴，在书法产业草创时期，适当地资助，诸如书画拍卖公司、书法创作、书法收藏、画廊布局、营销策划等，会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效益。

    价格在书法产业中是核心因素。就书法本身来说，强调的是艺术价值，而在商业活动中关注的则是价格。书法的消费者是一个特殊群体，其中不乏懂行识货的高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通过书法的价格来确定其价值的，对于大众消费者而言，先有价才有值，“一分钱一分货”。书法价格的设置当然可以从拍卖公司获悉，但那些往往是极品，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普通大众也只能望字兴叹，如果只有这些高端的“有钱人的游戏”，那么书法市场是寂寞的。这些书家在书法产业中的地位，就是靠价格来决定的，可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中，依靠他们个体的劳作，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这部分书家该是我们政府关注和扶持的群体。固然书法产业少不了精英的引领，忽略书坛的中坚力量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收藏、购置等市场化方式运作，明确告知大众消费者每位书家的价格（价值）。

    从整体发展趋势看，书法和其他文艺一样，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消费文化，它将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交换和消费。在书法产业运行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为如何获得巨大利润而考虑。广告、资本、客户、价格、时尚、文化元素构成了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书法产业的发展只有按照商品运行的法则，才有可能走向繁荣。在营造书法市场的过程中，占领如下三大阵地尤为重要：一是以现代建筑为特征的居室、厅堂，二是校园文化，三是以服饰为代表的商业包装。在现代经济学中，特别注重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作为国家文化战略来布局和政府的积极资助可以为书法产业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本，它可以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但如果没有文化资本的注入，它的生命力也注定会昙花一现。文化资本需要长期的积累和传承，它完全依赖于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其中家庭背景最为强大。

    可惜的是，我们忽视了建筑对书法产业的潜在力量。德国著名的包豪斯学院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特指出：“新建筑的审美适合于我们的物质要求和心理要求。”为适应新建筑审美需求，它的内部装饰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明清时期，高大宽敞的住宅为创作大幅巨轴书法创设了良好的环境，由此推动了书法创作的繁荣和书法产业的空前发展，产生了如张瑞图、王铎、杨守敬几位走红日本的大家。而今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字梁建筑被铲除，一幢幢商品房的崛起，书法展示的物质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最典型的就是书法重要载体之一——对联，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建筑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生活标志之一。新旧建筑的交替，也暗示着新旧审美观念的更迭。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现代审美意识还不是那么清晰，也不完全正确，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旧式的书法俨然像古董一样，与现代生活有些不相宜了。书法在日常视野中逐渐退去。虽然高大漂亮的展厅为书法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但又有几个普通消费者会走进去看一看呢？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大众对文化的内在需求始终没有平息，以王镛为代表的一批北京书家在适应现代建筑调整书法形式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事物面前，在每一次不适应的情形下，都有新的机遇。重回过去已经不可能。当代书家必须在这场转变中为书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这也是书法产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建筑蕴含着巨大的书法商机。

    汉字文化能否在消费文化领域取得话语权，是书法产业成败的关键。“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服装是社会尊严的符号，是时尚的急先锋。“衣服使我们的身体社会化，将它们从李尔王的‘可怜的叉状物’转变成文化存在。我们的服饰构成了我们的外观；‘衣服的包装’将我们制造成社会人。”纵观当今的中国社会，人几乎全由英文服饰来确认，这种消费文化制造了一波又一波时尚，并以艺术的形式肯定下来。以字母服饰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如航空母舰一般驶进我们的大小城市，直至乡村。设想如果我们特别是青年男女和上层人士把带有字母的衣服从身上脱去，最后可能一件不剩，只留下赤条条的肉身一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文化隐喻，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具有艺术特质的汉字文化在消费文化中已经全面溃败。     面对西方把商业和文化“完美”结合并轻松自如地推销全球，我们必须突围。发展书法产业第一步就是必须消灭在商业文化中以字母包装为主宰的角色，制造汉字书法文化的时尚。通过我们的设计、创作、包装，挖掘汉字巨大的艺术潜能，展现其特有的文化魅力，以便夺回汉字文化的话语权，重组商业文化秩序，让大众在汉字消费文化中确立现代社会人的身份。面对巨型汉字商业文化的蛋糕，我们的书家只要捡取其中的一角，就足以悠游一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