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中国画媒材去表现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让我们分明感受到中国画正在经受的一个变异过程，这个过程所揭示的是他这一代文化承担者的精神出发点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价值取向。

　　生于1971年的，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艺术观念上都属于新生代.他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年代.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认识西方文化，甚至直接接触西方文化。而另一方面，在他们成长的八十年代，精神家园的失缺使他们的思想游移不定，于是他们把思绪从纷乱复杂的精神世界转向真诚的个性世界。显然.他们从一开始就疏离了主流文化，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坚执的个性立场。他们的笔触从意识到潜意识，从常态心理深入到病态心理，用异化的人性和畸形的人生隐喻历史现实;在自主的创作中体味生命，在自主的创作中寻找自我与确立自我。

　　在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题性的文学负载.看不到传统文人画的和谐优雅与平淡天真，我们读到的是时空的交错、体态的漂浮、面具的怪诞、锈蚀斑驳的墨点、蝌蚪一般流动的浮云;我们读到的是扭结着情感的呼唤、梦幻般的心灵之谜和狞厉Ⅵ怖的情境。这些作品从单纯的视觉审美中超越出来，去直接撞击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人本精神和自我意识。

　　他的《逍遥游》系列，将五光十色的物欲世界嵌入一个拱形的富有空间深度的形式结构中，蝌蚪似的极有方向感的浮云由近及远地揭示着这个拱形空间的深度感：带刺的枝藤爬满了画面，缠绕、穿插、生长，面具式符号化的人物浮现着独立的形象，或天或地或前或后地漂浮在这个梦幻的生命景观中。整合它们的形式结构，显然摹写于现实主义绘画所遵循的一般图式，画家只是利用其定位性来经营画面本身，将物欲世界生活形象的碎片幻接在一起，以便将业已转化为构成元素的形象碎片继续模糊其意义地拼接在一起。这些作品.不妨看作是画家个体生命逍遥瞬间所把握的一个个心象碎片在画面上诉诸透视图式的幻接，正是通过这种物与物的共存所产生诸多奇妙联系的结构方式，画家让那些直接或间接出现在生活中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间以及不同属性的人和物的画面上相逢，构成人们似曾相识而又有些陌生的视觉图像。

　　他的《水墨静物》系列，也试图将静置的杯子、瓶子、罐子嵌入一个富有空间深度的形式结构中，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传统文人画的花花鸟鸟拉开了距离。通过空间的定位，画家把彼此并不关联的青瓷、彩陶、风筝、皮影、剪纸、木雕、泥玩这些民间文化的形象碎片幻接在一起，人物、动物、植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综合地构成一幕幕足以激发起视觉幻象和文化情结的深度图像。实际上，这些静物也不是静止的，它们具有一种现实的隐喻性.它们以超现实的视觉幻象去慨叹岁月斑驳的逝痕。在看来.流逝的时间造成了我们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现实生活因此显得飘忽不定，无法明确它的终极意义，面对时间中变迁的现实世界，只有诉诸感觉的现象片断才具有实在性可言。

　　毫无疑问，在他的视觉幻象中必须纯化他的语言表现功能.在模糊性中构筑全新的审美空间，以贴切表达现代意义的水墨诗性。画面中那涂抹皴擦的肌理和自由洒脱的墨线已不是传统笔墨语言的延续，而是现代情绪与心态的置换。它抛弃了我们固有的视觉习惯和习见的程式化语言，代之以新的视觉感受和符号刺激。这种笔墨于凝重中微见空灵，于沉滞中夹裹飘逸，甚至于滴、点、拖、皴中糅入怪异病态的意味。就作品而言，心象以密码的方式在纸面上袒露，是画笔与宣纸碰撞的痕迹和画家手感与其心绪相制约的作用结果。实际上，这是生命表现和精神存在实现的过程，当它展现在艺术的语言层面时，它是一定的视觉符号、心象图式以及两者结构而成的话语方式。

　　作为水墨画家，和他的这一代人遭遇了前辈们所未曾经历的文化难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他们必须作出一种选择并试图突破自身的局限跻身于现代话语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