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诗词，两者均为中国文化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是中国文化存在和演化的缩影，它们既独立存在，又紧密结合。书法艺术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不仅受到中国文化自身特性的规范和导向，同时也一直以诗词、文章作为其演化、表述的内驱力量。任凭书法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千变万化，依旧脱离不了诗词——这个传统文化的精灵。

　　书法作品中的文字内容——诗词，与书法形式在审美性质上虽有着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特质，但不可否认诗词对书法形式所起的支撑作用。创作书法作品，往往是从诗文内容到书法形式；而欣赏书法，则是从艺术形式再回到文字内容，很难将两者分离开来，可以说两者是同为一体的。作为书家，首先是写什么，然后才是怎么写。早在唐代，韩方明就在《授笔要说》中说：“欲书，当先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词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章，与纸相当”，可见内容是创作的先导。由于诗词结构严谨、声韵有致、道理深奥、意境玄妙，宜于吟咏、背诵，一首之内(尤其是律诗和词)重复字少，书写时字形类同的少，宜于白布。更由于优秀的诗词不但作为素材起着笔墨纽带的接续作用，而且还起着书家情感的调节作用。优美的章句能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喜、怒、哀、乐一寓于书，从而产生一个与文学创作完全不同的书法创作过程，使书法作品的艺术效果得到强化和提高，更具感染力。同时也提升了观赏价值，人们不唯观其书，而且赏其文，后者交织渗透到前者之中。如果所书文字内容不相连续或不能贯通识读以至背诵，书写时思路就不会畅通，即不可能“一气呵成”、“心手相应”、“无意于佳乃佳”地写出好作品来。如果内容颓丧、平淡或俗气，必定会影响书家的发挥和观赏者的情绪，由此可悟出绝大多数书家选择书写优美诗词、联语的奥秘。

　　对于书家来说，选择的诗词内容还必须与所书字体相称，字迹的抒情性与诗词的抒情性要高度一致，才能使书法所要表达的意境与诗词的意境相契合。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往往是艺术效果和文字内容和谐统一的。从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诗》、唐寅的《落花诗卷》等不胜枚举的事实，都说明了诗词和书法艺术相辅相成，是书法达致高深、完美的境界，诗词具有深化形式内涵、启迪人们进行观赏再创作的价值，这也是书家孜孜以求的“词翰双美”。

　　书法之所以能高寿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与人丰富的精神气质、学问修养紧密相联。书法既包含着须经过穷年累月的研习才能掌握的技法，又综合了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因素，而在挥毫之际或鲜明或曲折地表达出书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人的素质，决定了书法的艺术素质。古代书家都是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之士。以宋人为例，我们面对作为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的苏轼，可以思考：两种艺术间的联系是必然的吗？他是不是从对陶渊明诗歌的激赏，而导致了他对平淡天真书风的推崇？面对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他“无意为文”的文学观与书法中“不计工拙”的创作态度是否有必然联系？从这两位大师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书法与诗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书法艺术本身的规范性与诗词的规范性也有一致性。正是由于文人对书法艺术的介入和干预，才使得书法有声有色，内容丰富多彩。苏轼所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正说明了书法如何表达到高境的道理。自古以来，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自然、释家的妙语、周易的神秘……对传统书法的形式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欲表达内心的文人、书家来说，艺术是一种有价值的活动，是一种自培养的手段，而艺术表现过程中的作品，则成为人的品质的具体化。从深一层次上来说，书家所作诗词，或选择的诗词内容，也体现出书家的审美修养水平，体现出他的学识品质，一起支撑着书法形式，显示出书法的品质和格调来。

　　当然，笔墨当随时代，书法创作如何体现时代精神？如何表现新的文化内容？而现代书家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不同于古人，如何继续书法传统中蕴含的丰富内涵？这一直是现代书家所思考的问题，更是毕生追求又难以企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