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斯

　　中国源远流长，几乎每个朝代都涌现出过一批书法大师，他们的书法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巅峰，同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版将陆续刊登历代书法名作，旨在让读者对中国书法史有一个较为直观和清晰的认识。

　　相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而立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均为李斯所书。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几处刻石大抵是歌功颂德的内容，而且千篇一律。从文体上说，是西周雅颂的沿袭，文学价值不高，有价值的是书法。
   
　　《峄山刻石》的文学内容为秦始皇诏，计144字。“皇帝日”以下为秦二世诏，计79字。我们可以从李斯书写时的心态来看，这种有着政令教谕性质的文字，是极其理性的产物。理性使书写中规中矩，尽在法则的樊篱之内。赵宦光评说：“秦斯为古今宗匠，一点矩度不苟，聿遒聿转，冠冕浑成。”又说：“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可见，李斯是按着非常严密的要求小心下笔的。理性的书法是一种制约，摒弃或力戒情绪化，一经刻画，必求落入蹊径。这样的书写必定意在笔先，严谨筹划，而非任意所为，任笔成形。由于理性，一切尽在安排规定中进行，没有舛误，笔笔完整。当然也没有神来之笔、奇崛之调。
   
　　《峄山碑》的结构是一种对称、匀整的美感。体势修长，便有向下徐徐垂落的空间。一字中有形和无形存在的中轴线，把左右两边不偏不倚地平分开来。这种结构法给了欣赏者一种“平安”的感觉，它的造型是很符合人在世俗生态中的审美需求的，符合最广大人群的审美口味——安稳牢靠，和谐平等。无论一个字的笔画是多是少，每个字的造型都是如一的，反映了对于规则的严格遵守。李斯在结构上的从容调节，笔画多者不嫌浅密，笔画少不见空虚，牢牢地掌握着结构的中正。这样的结构对于书写者而言是有相当难度的，进一分则紧则密，退一分则松则疏，要充分地把握结构的重心、中心，使之字字如山岳安稳，首尾一致，是对书写者持恒心态、功力的检验。
   
　　《峄山碑》的用笔是笔笔中锋，线条浑圆如“玉筋”，故也有“玉筋篆”之美誉。一方面是这样的笔画缺乏粗细快慢之变化；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功夫，是一种纯粹的功夫字。

　　李斯小篆的出现，使线条削弱了象形的写法和意味，重视字在于“写”而非“画”字。当然，有些圆弧的出现也过于人工化了，它们的装饰性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辅助着字形外在的美感。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要用今日的审美观念提出疑问：一件作品过于循规蹈矩，也就束缚住了变化的可能。但是，像《峄山碑》这一类刻石的形成，是功利性质的，它作为一种文字统一的标准，一篇而为“天下式，昭示煌煌功绩而树立”。理性是人的本质力量之一部分，它将比较简单的结构模式凝固化，而忽略这种模式的中介环节、中间层次。这种唯理的书写的社会作用是易于摹仿、易于按部就班地把握。所谓的官告就是如此，它的尊严、崇高，说明了只有这种形式适合表达。而书写者的情绪却必须收敛起来，藏于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