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渤海早报数字报刊

      今年是娄平去世十周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娄平纪念文集》，纪念这位南开人尊敬的老校长。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本报记者对文集主编、南开大学教授陶江进行了专访。

　　娄平之名“诞生”于天津

　　记者：您的父亲娄平对于“老三届”以前的人来说可谓尽人皆知，但中青年人恐怕对他就不很了解了。您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吧。

　　陶江：父亲是北平崇德中学、北大农学院校友，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副厅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父亲1982年主动离休，全身心投入冀热辽抗战史研究，创作了大量史学性和文学性作品，发表论文著作数十部，荣获国家和天津市多项奖励。

　　父亲一生有许多亮点，抗日救亡时期团结的一些年轻人，后来成为各界的大师级或泰斗级人物(如杨振宁、黄宗江)；曾经与孙道临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北平地下抗日斗争；协助抗日名将包森，开辟了盘山抗日根据地；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庐山会议”后被错划“右倾”，“文革”初期成为河北省天津市高级领导中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人，“名扬”华北及全国；以纯粹的治史方法撰写地方抗日战争正史，这在我国老红军中也是唯一的；始终保持着文人本色，遗作中约有一半是诗词、传记、小说、剧本、歌曲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亮点足以使父亲成为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人物。

　　记者：您的父亲本名陶声垂，何时改名为娄平？为什么要改名？

　　陶江：我家祖籍浙江绍兴陶家堰，父亲本名陶声垂。他在北平上学直至担任中共北平城委书记期间，用的也是本名。所以，老校友杨振宁在题词中用的是陶声垂；黄宗英题词则干脆用外号“大扁桃”。说起来，娄平这个名字还是在天津“诞生”的。1938年，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受部分破坏，北平城委领导撤退到天津，向隐蔽在天津的上级领导汇报情况。按照组织安排，原北平城委领导全部调至冀东八路军工作，临行前一律改名换姓，从此父亲就改用“娄平”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老。1960年，父亲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回到了“娄平”的“诞生地”。

　　在孙道临家中入党

　　记者：我在这本文集中看到，您父亲与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是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很令人好奇，您能谈一谈吗？

　　陶江：父亲与孙道临不仅是崇德中学的校友和挚友，也曾有密切的组织联系，是最亲密的战友。朱迈先(朱自清长子)是孙道临与父亲的入党介绍人；父亲的入党仪式，是在孙道临家中秘密举行的，由朱孙两人现场见证。1938年11月，北平“民先”遭到破坏，孙道临被捕，他在狱中机智应对、表现出色，没有泄露“民先”与中共的任何秘密，而且全身而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被捕是孙道临演艺生涯的真正起点，他在完全真实的对敌斗争中表演，耍弄了日本特务机关，令日本宪兵在他的卷宗批上“天真可掬”的结论。孙道临出狱后，继续受到日伪监视，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他后来到上海从艺，成为著名的进步演艺家。但他对党矢志不渝，1984年重新入党。

　　记者：我还在文集里发现了杨振宁先生的题词。杨先生是很少题词的，这次为何会为这本文集破例？他与您父亲有着怎样的渊源？

　　陶江：父亲与杨振宁不仅是校友故交，脾气秉性也很投合。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相见，都是互称“外号”的。杨振宁对娄平文集非常投入。他主动提供信息，反复核实史实，甚至从香港寄来他的新作供我们参考。我个人认为：杨先生此举不仅出于对娄平和崇德中学的感情，也是对历史的眷顾和感怀。大家都知道，杨振宁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献身科学。但他也是爱国青年，当年在崇德中学也接近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参加进步活动。杨振宁赠送给我们的照片，就是这段历史的写照。

　　记者：除了孙道临、杨振宁外，文集里还有黄宗江、黄宗英两位文艺界老前辈对您父亲的回忆，里面还提到朱自清之子朱迈先。您能说说您父亲与他们之间的情谊吗？

　　陶江：父亲有一些文化艺术界老友，除了你提到的几位之外，还有张瑞芳，李德伦，管桦等。此外，我姑夫康濯也算是文化名人，他是作家，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与更多的文化名人有密切的联系。父亲与这些文化艺术界的老友之间，是在抗日战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黄宗江黄宗英兄妹，在北平地下党处于严重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父亲的安全，这是地下抗日。廉维同志(张瑞芳之母)积极抗日，“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她家是中共北平市委公开活动的场所。“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市委撤销，设立北平城委，父亲与廉维继续保持秘密联系并最终发展她入党。管桦是父亲的亲密战友，曾任冀东尖兵剧社社长，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任北京文联主席。

　　文史创作极力淡化自我

　　记者：我吃惊地发现，这本文集里不仅有您父亲的政论、杂文，竟然还有他创作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歌曲，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是如何积累的？

　　陶江：我不得不很惭愧地坦白，两年前，我与你现在是同样的感觉。我1968年下乡，在外地多年，回城后也是忙着上学、考研、科研与教学，与父亲交谈不多，了解不深，只知道他研究冀热辽抗战史，发表了专著。这次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他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文稿，起初我也是大吃一惊。但我很快就能理解这其中的原委。

　　父亲的文学修养绝非一日之功。他在崇德中学时期，就与同窗文学好友组成“读书会”，成立“流动图书馆”，相互交流读书和写作心得。这些好友中，文学造诣最深的非朱迈先莫属，他受其父朱自清的熏陶，可谓得天独厚。其次要数孙道临。其他好友也是个个文笔不凡，父亲只是其中的平平者。

　　父亲尽管参加了武装抗日，其文人本色不改。他见到日军“并乡集村”，就触景生情，创作了《寒夜曲》。他跟随包森到盘山，想自己培训干部，就建立随营学校。他与政工干部谈到部队缺少歌曲，灵机一动，当即用旧曲填词，创作了《打倒汉奸汪精卫》，成为当时冀东的“流行歌曲”。包森牺牲后，他立志建立冀东军政学校，主动申请离开部队，认为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文化特长。日本投降后，他果然如愿以偿，创建了冀东建国学院。唐山解放当天，他进城接管了唐山教育系统。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河北省先后主管过省级和市级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都与其文化底蕴和文人本色相关。“文革”住“牛棚”期间，他开始腹稿作诗。主动离休后，更是笔耕不辍，连续创作史学专著和文学作品。

　　父亲的文学修养，也得益于他的阅读习惯。他通读中国古典名著，喜爱鲁迅全集，也喜爱外国文学名著。父亲当年也享有一个特权，可以看内部参考书——各国前政要的回忆录和传记文学。他从这些阅读中获益匪浅。

　　记者：我发现，您父亲在创作文学作品和正史著作中，都极力淡化自己，这又是为何？

　　陶江：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不愿突出自己。他经历了残酷的抗日战争考验，亲眼目睹了无数的战友牺牲和百姓涂炭，认为自己是幸存者，应该把荣誉给予牺牲的战友和人民。父亲跟随包森多年，对包森非常了解，文学作品中给包森的位置多一些。史学作品则完全脱离个人与所属部队，脱离感情因素，尽量客观、全面、均衡地反映历史实际。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父亲认为，我们对于冀热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缺乏恰当评价，至今也没有一部理想的文学、影视作品，反映原冀东抗日军民建立的历史功绩。父亲觉得，他有责任“抛砖引玉”，通过史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与这个愿望相比，他的个人位置自然是无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