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余年中，毕加索把那些他周遭的人变成一座带着折角的金字塔，一幅方块构成的拼图——扭曲的藤蔓花纹、膨胀的怪物、有钉子和伤疤的毛利人、被拍成金属薄片的斯芬克斯……

这位认为“创作始于破坏”的艺术家，以扭曲、断裂和重组的形式，在20世纪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当1901年后印主义在巴黎风起云涌之时，毕加索还不到20岁。这一年他用狂乱的大笔触创作了《穷人比比》（Bibi la Purée）有点古怪的面孔，用非常不协调的颜色描绘了这位可悲的露齿蒙马特流浪汉。

就像他曾多次描绘的方脸中年作家古斯塔夫，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色鬼，他以为他的想法逃过了毕加索的眼睛，但很不幸，在毕加索的画笔下，他身后的脑内小剧场已经暴露了一切~

十九世纪末的巴黎弥漫这一股颓废之风，毕加索也其影响。这幅忧郁的《戴黑丝披巾的费尔南多》中，他为他的蒙马特女友注入了西班牙风情和象征主义特质。

他蓝色时期的作品《塞巴斯蒂安·比达尔》，夸大了朋友凸起的额头和惊异的神情，在他旁边画上了一位骨瘦如柴的妓女，用以致敬德加的作品《苦艾酒》。

1906年，毕加索突然取得突破，转变风格。他创作了大量潦草的自画像，以及让人联想起塞尚的块状作品（但这些作品更为简单扁平），那些如雕刻一般的面容、程式化的空洞眼神，宣告着毕加索与传统表现方式的决裂——立体主义时代即将来临。

毕加索此时的作品有如漫画一般夸张，漫画家的能量随处可见，在画布上游走——杂技演员努什·艾吕雅（Nusch Eluard）有着爪子一样的手，妖娆如一只猫；而90岁的毕加索已然变成一个盯着观众的头盖骨——画面中充满了不合实际的狂想。

本次在国家肖像美术馆的展览打破了毕加索“每换一个女人就换一种风格”的传说，更加强调了他在创作方式上的千变万化。在他的肖像画中，他的第一任妻子，冷冰冰的乌克兰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克洛娃最开始有一种新古典主义式的端庄，毕加索在用色上十分克制，用清爽的笔触塑造出一个自然而柔和的人物。

但是在他们的婚姻结束之后，在右边这幅《戴帽子的女人》中，奥加尔变成了一个立体主义式滑稽的笑话。灰色与绿色的几何块面，眼睛是两个洞，嘴巴是一条黑色的裂缝，在亮紫色的帽子下，显得尤为哀怨。

1938年毕加索创作的《穿水手服的玛雅》，模仿儿童绘画的方式，描绘了自己坐在一块木头上拿着蝶网的女儿，在玛雅的帽子上有毕加索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