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纸本墨笔，48.7×27.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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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简称“国画”，民国之前统称古画，是中国的传统绘画形式，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它与琴、棋、书并称君子四艺，是文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

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中国画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其中，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人物、山水、花鸟三科——这其实是用艺术表现一种观念和思想。

所谓“画分三科”，概括了宇宙和人生的三个方面：人物画所表现的是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山水画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花鸟画则是表现大自然的各种生命，与人和谐相处。李长之先生说：“中国的山水，并不是风景画；中国的花卉，也不是写生画；其背后乃是另有一种意义的。”（如梅兰竹菊，都有伦理上的价值。）三者之合构成了自然万物的整体，相得益彰。

在“画分三科”之外，按表现手法来看有工笔、写意、钩勒、设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设色又可分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形制有壁画、中堂、条幅、卷轴、册页、扇面、长卷、斗方、小品、屏风等，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璜之。

绘画的工具材料为中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号称“文房四宝”，其意义不止于书写绘画方面，中国文人对其给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感情，历代文人书画大家和笔墨纸砚相关的故事举不胜举。

由于书画同源及二者在抒情达意上都和线条运用紧密相连，因此，绘画同诗文、书法乃至篆刻相互影响，日益结合，形成了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艺术特征。如今，在世界各国主要的博物馆中，都藏有中国画。因为“中国画是有绝大价值，有永久价值的。”

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清代，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画家名家辈出，在清代彭蕴灿所撰《历代画史汇传》中，录有画家7500余人，加之他书所载及见于画迹者，当在万人以上。他们辛勤的艺术创作，留下了无数的优秀作品，是承载中国文明的重要依据。观摩和考察古典中国画作，即大略可知中国文明之演进。

文

明

伊

始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彩陶盆。16.5×39.8cm。1955年于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文明伊始，人们只能使用石器，但先民们已经可以采用黑、白、红3种颜色，以粗放的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法，在陶器或岩壁上绘制出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这个时期的绘画实践都是通过这种反应，表达人们的生活和对神的崇拜，同时满足生活中的审美，这是中国画的萌芽阶段。

夏

商

周

▲（上）[战国]佚名《人物御龙帛画》，帛本设色，35.7×28cm。1973年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1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下）[战国]《人物夔凤帛画》（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31×22.5cm。1949年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之后进入下三代时期，尤其是商、周两代，出现铜器上的画像和布帛画。至周代后期，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漆画。这个阶段，绘画艺术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射猎纹铜鉴，湖南长沙出土的《人物夔凤帛画》《御龙人物图》（见上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时，人们已进一步重视对画家情思寓意的描述，人们已不仅要求绘画对象的概括描述，在这些作品中描述的对象从人物到大自然，从天上到人间，场景扩大了，景观丰富了，手法浪漫了，造型虽然简单，却栩栩如生，很能传神。其以线描勾勒的形象，略施色彩的绘画形式和造型语言成了后来中国画的最基本要素和传统。这个时期是中国画发展的重要奠基阶段。

秦

漢

▲[西汉]佚名《T型帛画》，帛本设色，205×(上宽）92cm×（下宽）47.7。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之后是大一统的秦汉两朝。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之上。”那时，画工既多，作品也更丰富。可惜，留存实物几近于无。但是，秦始皇兵马俑、瓦当与画像砖等，足可见秦的绘画艺术。

而汉代的帛画、壁画、漆画、岩画等更是日臻成熟。那种质朴、稚拙和庄重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以帛画为例，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转化为对神的无限崇拜地反映。（见长沙马王堆1-3号汉墓出土帛画。汉人有神仙思想，他们幻想成仙，这些帛画，即是汉人幻想灵魂上天地表现。）

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积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当时，已出现专职宫廷画家，及最早的文人画家，如张衡（78-139）和蔡邕（132-192）。据《历代名画记》介绍，至唐代，还能见蔡邕的《讲学图》《小列女图》等。

魏

晉

南

北

朝

▲[东晋]顾恺之《斫琴图》（宋摹本），绢本设色，29.40×130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时虽然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但是，当时士族兴起，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在政治之外，在艺术领域也独领风骚，如南朝的曹不兴、卫协、戴逵（约325-396）、顾恺之（348-409）、陆探微（？-485）、谢赫（479-502）、张僧繇等，都出身士族，而北朝的杨子华亦出身士族。顾、陆、张被推为“六朝三杰”。

此时，山水、花鸟、走兽是画家们描绘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山水画，已脱离了人物画背景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如戴逵有《吴中溪山邑居图》，戴勃有《九州名山图》，顾恺之有《庐山图》等，这种以山水画表现情思的创作正在发育滋长。其中，以顾恺之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最大。安定江东的谢安称赞他的作品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他提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这两个著名的论点。指明画家在作画时，不仅应追求外在形象的逼真，还应追求内在精神本质的酷似。在顾恺之看来，写形传神，应该是画家的感受，所理解，所熔铸的形、神，应该有画家自己的人生感悟在发挥作用。他以“迁想妙得”，就是指画家把自己的理念升华和人生感悟迁入绘画对象中，“神与物游”，达到情景交溶、神韵事物合一，然后“妙得”这种浸透了画家思想感情的绘画对象的形、神，从而创造出更典型化、理想化的艺术形象。这两个论点的提出，使前人曾经有过的、类似的、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思想变得清晰化、系统化了。

▲[南朝宋]陆探微《归去来辞图》，绢本设色，43×142.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稍晚于顾恺之的谢赫在所著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是中国画学上较早较系统的绘画要旨，它将顾恺之所强调的画家精神贯穿到整个绘画创作过程当中。作为绘画创作与批评鉴赏的准则，“六法”论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在这个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中的绘画艺术突出，如曹不兴，便被称为“佛画之祖”。当时，画家中也有不少修炼人，如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经久流传。传说张僧繇在寺院的壁上画了几条龙，栩栩如生，但都没有点眼睛。观看的人们纷纷要画家给龙画上眼睛。张僧繇说：给龙画上眼睛，龙会飞走。众人不信，请求他画上龙睛，张僧繇给其中两条龙点上眼睛，顿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点了眼睛的龙破墙而出，腾云而去。也是在这个时期，敦煌莫高窟开始开凿，在北魏时期造有30多窟，留存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254窟）《鹿王本生故事》（257窟）等。

隋

唐

▲[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绢本设色，43×80.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隋代统一了分裂长达369年的中国，国祚虽短，但是中国画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其绘画艺术，主要为皇家贵族宫廷审美以及敬神所用。绘画体裁有（石窟与寺院）壁画、卷轴。描绘的对象既有山水景物，也有人物故事，画风上多趋于富丽。其中，石窟壁画在敦煌可见70多窟，以278、280、292、295、296、302、303、305、388、389、396、418、419、420、423、427为代表。卷轴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以展子虔（545-618）的《游春图》（见上图）最负盛名，它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中有迹可考的最早的一件作品，从中可知，山水画的发展此时已结束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阶段，从而进入了“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新时期。

▲（上）[唐代]阎立本《步辇图》，绢本设色，38.5×129.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下）[唐代]阎立本《锁谏图》（明摹本），绢本设色，36.9×207.9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唐代，是古典中国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伴随着文字、诗歌、音乐、舞蹈、雕塑、书法、工艺、建筑等各种艺术的发展高潮，绘画也进入到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时，绘画已有了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宇等分科，而且风格多样。有李思训（653-718）的密体、吴道子（680-759）的疏体、王维（701-761）的疏密相间体。整体画风雄伟壮健，朝气蓬勃。

▲[唐代]吴道子《天王送子图》，纸本墨笔，36.5×338.1cm。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其中，人物画在唐朝占主要地位，肖像、仕女，风靡一时，在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极大发展。这些人物画不仅拥有永恒的美学价值，还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唐代的重要史料。代表画家有：阎立本（601-673）、吴道子、张萱、周昉、孙位等。阎立本传世作品有《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他善于通过绘画刻划人物性格，有“六法皆备”之说，时人誉为“丹青神话”，而“天下取则”，在中国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萱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题——绮罗人物，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见下图）等作品显现了盛唐的审美情趣和格调，可谓那个时代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精神的写照；周昉的作品被许为“周家样”，传世作品有《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等；孙位生卒不详，但即便只是一幅残卷（《高逸图》），也让我们见了何谓魏晋风度，可见技艺之精湛。在他们之外，还有曹霸（704-约770）、韩幹（约 706-783）、李真、尉迟乙僧、张素卿等，都是写真名手。

▲（上）[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绢本设色，51.8×148cm。辽宁省博物馆藏。（下）[唐代]张萱《捣练图》（宋摹本），绢本设色，37×145.3cm。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山水画自唐代开始繁荣，青绿、水墨等不同风格各放异彩。代表画家有：李思训、李昭道、张璪、郑虔（685-764）、王维、王墨（约734-805）等。李思训、李昭道为父子，画史上称为大、小将军，他们加上李思海（思训弟）、李林甫（思训侄）、李凑（思训侄孙），一家五人并善丹青。尤其是大李将军的山水极为时人所重，有山水绝妙之誉。他的作品《长江绝岛图》流传至北宋，苏轼有幸见到，仿佛听见“棹歌中流声抑扬”。王维则不仅工诗，是有唐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善画，将诗画融于一体，是中国文人画的先河。可惜真迹在唐代也不多见，流传至今，除《辋川图》摹本之外，《雪溪图》《江山雪霁图》等都是后人摹作或托名之作。

▲（上）[唐代]周昉（款）《老子玩琴图》，绢本设色， 36×55.5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下）[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绢本设色，33.7×204.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再说花鸟画，自唐代开始成为专门的画科。鞍马与杂画也都有很大发展。据《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记载，唐代能画花木禽兽者，计有80多人。专门画花鸟者近20人，可见阵容之强。其中，薛稷（约651-713）善画鹤，曹霸、陈闳、韩幹善画马，冯绍正、姜皎善画鹰、雉，韦鉴、韦偃善画龙，韩滉、戴嵩善画牛，齐旻、钟师绍善画犬，边鸾、刁光胤善画花木、禽鸟，李逖善画昆虫，卫宪善画蜂、蝶、雀、竹……各有其妙。

▲[唐代]王维《伏生授经图》，绢本设色，尺寸不详。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在此之上，还有一位画之大家不能不说，他便是“画圣”吴道子（约680-759），他出身低微，多次辗转之后，至东都洛阳，专心从事寺观的壁画制作。因为“穷丹青之妙”，而声名在外，于开元二年（713）受玄宗皇帝之召入宫，从民间画工称为宫廷画家，生前画迹甚多，仅在京洛地区就绘制了寺观壁画300多幅，传世作品有《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等。他的画风为唐代和宋元以来的许多画家所效仿、借鉴，将他的人物画概括为“吴带当风”的“吴家样”。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朴素淡雅的“白描”，便是从吴道子“不以装背为妙，只以墨踪为之”的白画发展而来的，白描成为中国绘画上的一种新体例。并且，也是自吴道子开始，民间画工正式进入画史，与宫廷画家、文人画家共同绘制了灿烂的中国画世界。为此，民间画家将吴道子尊为祖师。虽然他们的卷轴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他们的才华流露于壁画中，成为中国重要绘画遗产的一部分。（如莫高窟，至唐代进入全盛时期，这个时期建立的洞窟现存230多个，几乎占了现存莫高窟的半数。这些洞窟的精美壁画，不独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艺术宝藏。）

▲[唐代]孙位《高逸图》（《竹林七贤图》残卷），绢本设色，179×168.7cm。上海博物馆藏。

唐朝的绘画在历史上之所以光辉灿烂，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的画家能够面向现实。他们的取材，不但触及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而且注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虽然描绘的对象，只限于王公大族，富贵之家，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能刻画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产生的青绿、水墨二种不同风格，体现出画家艺术思路的广阔和表现手法的丰富。

此外，因为唐代绘画与同时代的文学艺术（诗歌、音乐、书法、舞蹈）交流甚密，如吴道子观裴将军舞剑后，作画“有若神助”，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甚是长进，诗人李白、杜甫、顾况、白居易写了不少论画诗，而画家王维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密切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是唐代绘画之所以出现高峰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

代

▲（上）[五代南唐]周文矩《重屏图卷》，绢本设色， 31.3 x 50 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下）[五代南唐]周文矩《合乐图》，绢本设色，41.9×184.2cm。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五代绘画达到了中古中国的新水准，它继承了唐代传统，尤以山水画和花鸟画水平最为显著。虽然历时只有50余年，但在中国画史上不可或缺。其中，尤其是画院的设立，为两宋画事的发展奠定了最必不可少的基础。当时，有西蜀画院和南唐画院，周文矩、顾闳中、徐熙、黄筌（903-965）等人最为知名。后人将花鸟画名家徐熙与黄筌并称为“黄徐”，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评，而徐熙更被誉为“江南绝笔”。人物画中，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见上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见下图）堪称典范，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已不是一般泛泛的描绘，而是着重内心世界的表现，从而加深了思想深度的表达。

▲[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 绢本设色，28.7×335.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以上4人之外，还有荆浩（约850-911）、关仝（约907-960）、董源、巨然，并称“山水四大家”。荆浩被许为北派山水画之祖。他的《匡庐图》是中国画史上第一件具有山水全景模式的典型作品，由此开创了大气磅礴的“全景山水”。其成就，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影响。关仝早年师事荆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作品被许为“关家山水”，传世作品有《关山行旅图》《山溪待渡图》等。董源家在南方，曾任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他是南派山水画之祖，传世作品有《潇湘图》《夏山图》《溪岸图》等。巨然师从董源，为董源之嫡传，并称董巨，他对元明清以至近代的山水画发展有极大影响。传世作品有《秋山问道图》《山居图》《万壑松风图》等。

两

宋

▲[北宋]佚名《维摩居士像》，绢本墨筆，91.5×51.3cm。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两宋绘画，是中国画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流传诸多传世作品，而且缔造了中国美学的一个范式。当时，为宫廷服务的院体画和文人大夫借以抒情遣兴的文人画都有很大发展。院体画讲究法度、强调形似，文人画则重传神、抒情和写趣。由于画院画家来自四方，并重写生，保持了留心现实事物的变化作为绘画表现根据的良好风气，所以一直是推动两宋绘画发展的主流。在题材方面，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都蔚为壮观，并且都达到中国画的最高水平。

▲[南宋]王居正《纺车图》，绢本设色，26.1×69.2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宋的人物画不仅在形象结构上有进步，还对人物内心有生动的刻画。代表画家有：武宗元（980-1050）、李公麟、苏汉臣、李嵩、粱楷（1150-？）、龚开（约1222-约1304）等，代表作品有：《朝元仙杖图》《维摩诘图》《秋庭婴戏图》《货郎图》《泼墨仙人图》《中山出游图》等。此外，在人物画中，还出现许多历史题材和民俗风景，传世作品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居正的《纺车图》（见上图），李唐的《采薇图》（见下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萧照的《中兴瑞应图》等。

▲[南宋]李唐《采薇图》，绢本设色，27.2×90.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山水画在宋代兴旺的景象更是前所未有。它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不禁让后人见了两宋美丽的山河，也见了两宋高洁的精神。据《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图绘宝鉴》统计，宋代山水画家有180余人，代表画家有：李成（919-967）、郭熙（约1023-1085）、王诜（1036-1093）、许道宁、范宽、米芾（1051-1107）、米友仁（1074-1153）、王希孟（1094-1121）、李唐（1066-1150）、刘松年（1131-1218）、马远（1140-1225）、夏珪、赵伯驹等，代表作品有：《晴峦萧寺图》《早春图》《烟江叠嶂图》《渔父图》《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潇湘奇观图》《千里江山图》《万壑松风图》《清溪鱼隐图》《四季山水图》《雪图》《溪山清远图》《江山秋色图》等。

▲[南宋]刘松年《天女献花图》，绢本设色，40×5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为五代花鸟画获得了较大的成就，给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在不同时期，各具特点。尤其是，两宋花鸟画的兴盛，不是为了单纯的赏心悦目。它与山水画一样，还有一定的寓意。代表画家有：黄居寀（933-？）、赵昌（？-1016）、易元吉（1001-1065）、崔白、李迪、林椿、法常（？-1280前后）等，代表作品有：《山鹧棘雀图》《写生蛱蝶图》《聚猿图》《双喜图》《雪树寒禽图》《果熟来禽图》《松树八哥图》等。

▲[南宋]梁楷《出山释迦图》，绢本墨笔淡彩，119×52cm。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这时，梅、竹、兰成为一种独立画科，标志着此时的中国绘画，不仅内容益发丰富，题材也愈加专门化。这些画家不是一般的画工或画院画师，而是文人画家，代表画家有：文同（1018-1079）、苏轼（1036-1101）、扬无咎（1097-1169）、赵孟坚（1199-1264）、郑思肖（1241-1318），代表作品有：《墨竹图》《古木怪石图》《雪梅图》《墨兰图》等。

因为当时中国境内还有辽、金、西夏等政权，他们吸收汉文化，因而在绘画领域也有不俗成绩，比较著名的有辽代的胡瓌[guī]、耶律倍（李赞华）、陈升等；金国的有王庭筠（1155-1202）、武元直、杨邦基（？-1181）、张珪等；传世作品有《卓歇图》《射骑图》《便桥会盟图》《赤壁图》《神龟图》等。

▲[南宋]張月壺《白衣觀音像》,绢本墨筆，104×42.3cm。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绘画艺术的繁荣，带来了绘画理论的发展。在两宋时期，重要论述著作达20余篇，由于山水画、花鸟画异常繁荣，因此，论山水花鸟画就成了绘画美学探讨的主要内容，如《圣朝名画评》（刘道醇）、《林泉高致》（郭熙）、《图画见闻志》（郭若虚）、《画继》（邓椿）、《山水纯全集》（韩拙）、《梦溪笔谈》等。这些论著对关于写形传神问题、关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方法问题、关于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的所起的作用问题、关于表现技巧问题、关于对待古人遗产问题以及关于绘画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元

代

▲[元代]颜辉（传）《寒山拾得图》，绢本设色，127.6×41.8cm×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元代实现了大一统，但绘画艺术不如两宋发达，突出的是文人画。一些拒不仕元的画家借绘画来写愁寄恨、明志遣兴，因此，重抒情，轻写实，重笔墨情趣，轻刻意求似，重潇洒简逸，轻繁缛工整的画风盛极一时。士大夫的论画标准，以文人画在绘画中最超逸、最高尚；文人画强调“士气”、“古意”，反对“匠气”，对于民间绘画，不无偏见，认为是“画之下者也”。他们将绘画文学化了，因此，绘画上的题跋用印也开始被看作画面美的组成部份而受到重视。由于文人对绘画的广泛参与，因而主张书画相通，主张书法入画，主张画贵有书卷气，蔚然成风。

▲[元代]钱选《渊明扶醉图》，绢本设色，28×49.5cm。林熊光、张大千旧藏，后为王季迁（己千）所藏。

其中，山水画最盛，元代的山水画家多隐居山林、参禅修道，蕴含着“出世”的感悟精神。这时的作品，尽管有真山真水的依据，但是，不论春夏秋冬、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总是给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的感觉。在笔墨艺术效果的表现中，充份体现了文人画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大自然的更深层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文人画的兴起，突破了宋代院体画主统画坛的局面，促使了中国绘画史上画风的大转变，影响后世也最深远。代表画家有：颜辉、钱选（1239-1299）、高克恭（1248-1310）、赵孟頫（1254-1322）、管道昇（1262-1319）、黄公望（1269-1354）、曹知白（1272-1355）、吴镇（1280-1354）、唐棣（1296-1364)、倪瓒（1301-1374）、王蒙（1308-1385）、王冕（1310-1359）、王渊、柯九思、盛懋、王振鹏、邹复雷等。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被许为“元四家”。

▲[元代]赵孟頫《人骑图 》，絹本設色，30×52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元代的传世作品繁多，且享有极高声誉，如钱选的《山居图》《秋江待渡图》等，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秀石疏林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吴镇的《洞庭渔隐图》《双桧平远图》，倪瓒的《容膝斋图》《渔庄秋霁图》，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夏山高隐图》，王振鹏的《伯牙鼓琴图》《金明池图》等，都是传世佳作。而管道昇、王冕、邹复雷的梅、竹更在画史上享有盛名。

此外，因为元朝的宗教政策的原因，道教、佛教在元朝有所发展，这使得道释绘画在元代有所复兴，但风俗画、历史画进展不大。

明

代

▲[明代]张路《老子骑牛图》，纸本设色，101.5x55.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是中国近古时期绘画的重要阶段。当时，朝廷也设有画院，但制度与宋代画院不同。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

在这个时期，人物画的发展显得缓慢，但仇英（1498-1552）、陈洪绶（1598-1652）等，都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人物画家。后人评仇英，“盖五百年而有”，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谓陈洪绶“三百年无此笔墨”，“代表17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为“一代绝作”（鲁迅语）。

▲[明代]陳洪綬《羲之笼鹅图》，絹本設色，103.1×45.8cm。浙江省博物馆藏。

山水画出现了戴进（1388-1462）、吴伟（1459-1508）的浙派，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的吴门画派等不同流派。浙派活动于宣德（1426-1435）至正德（1506-1522）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传人有张路（1464-1538）、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约自正德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是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其中的唐寅（1470-1524）更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

▲[明代]曾鲸《葛一龙像》，纸本设色，32.5×77.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花鸟画有如边文进（1356-1436）、林良（1428-1494）、吕纪（1439-1505）、周之冕（1521-？）等大家。陈淳（1483-1544）、徐渭（1521-1593）的水墨写意花鸟独具一格，其他墨竹、墨梅并盛，王绂（1362-？）、夏昶（1388-1470）等都以竹独步一时。人称王绂的墨竹是“明朝第一”。

当时，士大夫画家重视继承并总结前人画法的经验，对于宋、元绘画的探讨，尤为重视。但是，自明代中叶以后，文人画家中的末流，因袭模仿之风大盛，又强调所谓的笔墨情趣，致使绘画艺术几无新意可言。

清

代

▲[清代]冷枚《春闺倦读图》，绢本设色，170×100cm。天津博物馆藏。

清代绘画，以山水、花鸟为主，人物画次之。

山水画方面，有弘仁（1610-1664）、髡[kūn]残（1612-1692）、朱耷（八大山人，1626-1705）、石涛（原名朱若极，1642-约1707），他们号为“清初四僧”，外师造化，风格独创。尤以八大山人和石涛为上。两人由于出身于明朝王室后裔，家世悲惨，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和隐痛，最后出家为僧。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倾其种种思绪，造型奇特、笔法恣纵、不落陈规、追求新异，为士大夫画家的代表。

在“清初四僧”之外，还有“清初六大家”，即“四王”：王时敏（1592-1680）、王鉴（1598-1677）、王翚（1632-1717）、王原祈（1642-1715），和吴历、恽寿平。其中，王原祈为王时敏孙，两人为“娄东派”（又称“太仓派”），王鉴、王翚为“虞山派”。“金陵八家”则包括吴宏（1615-1680）、樊圻（1616-1694）、龚贤（1618-1689）、高岑、 邹哲、叶欣、胡糙 、谢逊。

▲[清代]崔鹤《李香君肖像》，纸本设色，124.5×52.4cm。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花鸟画领域，人才辈出。双钩、没骨、勾花点叶，或重彩、水墨，既承古法，又有革新。王武（1632-1690）、恽寿平(1633-1690)、蒋廷锡（1669-1732）、邹一桂（1688-1772）、华喦（1682-1756）等，各有所長，其中以恽派花卉影响最大。汪士慎（1686-1759）、金农（1687-1763）、黄慎（1687-1772）、李鱓（1686-1756）、高翔（1688-1753）、郑燮（1693-1766）、李方膺（1695-1755）、罗聘（1733-1799）独抒个性，他们创造性的表现被视为“异端”，而被称为“扬州八怪”，他们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晚清，居巢（1811-1889）、 居廉（1828-1904）则开“岭南画派”。

有清一代，人物画以肖像、行乐图较为盛行，风俗画也较发达。禹之鼎（1647-1716）、焦秉贞、姚文瀚、余集、改琦（1773-1828）、费丹旭（1802-1850）等所画人物，称誉一时。

▲[清代]任熊《湘夫人图》，纸本设色，121.4×35.3cm。上海博物馆藏。

清朝宫廷不设画院，但宫廷画家却有专门场所，云“如意馆”。画工包括一般画家和士流画家，两者的待遇相差悬殊。由于出身不同，位置甚至使用工具都不一样。如冷枚（约1669-1745），被呼作“画画人”，而董邦达（1696-1769）、董诰（1740-1818）父子，一个官至礼部尚书，一个为大学士。当时，宫廷画家还包括郎世宁（1688-1766）、、王致诚（1702-1768）艾启蒙（1708-1780）等外邦人士。他们除了一般的画作之外，还绘功绩图和国家大典，如《康熙南巡图》《万寿盛典图》《雍正平准战图》《乾隆南巡图》《平定伊犁受降图》等。这些作品在美术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历史和新闻价值。

自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社会日渐衰落，中国内外交困，画坛少有生气。虽然有任颐（1840-1895）、吴昌硕（1844-1927）等人兴起，纵笔挥毫、自写胸臆，却如一缕夕光。

結

語

▲[清代]沈容圃《同光名伶十三绝》，绢本设色，25.7×105.3cm。藏处不详。

细说起来，在古典中国，每一个杰出的画家，每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囿于某一具体的表现描绘，而是在努力探求人与神的深层联系和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并通过比兴、寓意、象征等手法来表达某种思绪、心态。即“借景抒情”、“状物言志”。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 、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从中国画中能看到生动的历史，真实的人物、美丽的自然、有趣的生活与虔诚的祈祷。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不独是一册评论，还是一卷史书，包含有浓厚的“史”的意识，以至于有论者將之比为《史记》。完全可以说，大多数古中国画不独是一种艺术表现，还是一种哲学思考，尤其在文人画中，在崇尚品藻、强调神韵、讲求情趣、重视文学之外，还可见一股铮铮士气，能领略到上苍的慈悲与人间善恶是非，得到智慧的启迪与心灵的净化。李长之先生说：“它有一种形上学，所以的确够上一种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它为中国各种文化的精华所渗透，又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之完成”。因此，中国画这一艺术瑰宝的光辉不仅仅来自于它的艺术技巧和形式美法则，更来自于艺术家深厚的生活体验和修养境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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