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西林

一天与朋友聊天时，被问及对时下流行的「奢侈」二字的看法，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李嘉诚的小故事。
  李嘉诚是华人首富，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经理。一次，他在澳门出席一个招待会，招待会结束时，大家起身离场，位列主桌的李嘉诚也起身离场。但是他又转过身来，将桌上剩下的两片西红柿与自己的高级助手一人一片分食干净，在场所有看见他这一举动的人都为之感动。然而，这位节俭的李嘉诚2003年5月在参加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时，面对一套御用「佩文斋」十二组玺却是出手果敢，以当时的天价2134万元一举将其收入囊中。一片西红柿与一套「佩文斋」组玺，两件事情将华人首富李嘉诚关于奢侈和奢侈品的看法和盘托出——何谓奢侈？奢侈就是浪费，这两个字的含义并没有因为历史推进到了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而有所改变。但是，「奢侈」不等同于「奢侈品」，一个是指人的行为，另一个则是指昂贵的物品，两者不能混淆。不因为物廉就可以糟蹋，也不因为消费昂贵物品就是奢侈行为。奢侈与否与金额大小无关，与一个人的财富也没有关系，但是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关系密切。无论你有多大财富，享受着世界上多么昂贵的奢侈品，你都没有权利浪费，哪怕是一片西红柿。但是，如果你用奢侈品尤其是富藴人文内涵的奢侈品，比如李嘉诚以2134万元竞得的「佩文斋」组玺，以及近年来频频创出高价的中国书画等来装点和丰富自己的生活，那不仅是一种高尚，更是一种功德。因为这样的消费护佑了珍贵文物，弘扬了优秀文化，那是用财富提升生活质量，是与时俱进。并且，这样的消费未来价值高于现时价值，所以是兴家消费。
  本着这样的理念，2010年西泠春拍在继续力推一贯的强项中国书画及文房用品等专场的同时，增设「古董地毯」、「茶具香具」两个专场，目的就是为了提倡生活，弘扬优秀文化，引导兴家消费，相信一定会得到财富赢家们的响应。

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的收藏与投资价值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也是西泠拍卖一直倡导的收藏方向和关注的投资板块。本届西泠春拍集中了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陆俨少、刘海粟、林风眠、浦心畬、唐云、黎雄才、吴冠中、等大师名家的众多妙思佳构，这些作品分别在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海上画派作品专场、西泠印社部分社员作品专场、成扇专场、以及陈子庄作品专场、黎雄才作品专场、高风堂收藏书画作品专场中推出，其中许多作品被重要出版物著录或出版，来路清晰，难得一见。

吴昌硕（1844～1927）  日有憙 纸本 镜片 1926年作 33×115cm
出版： 《缶庐近墨》，高岛屋吴服店美术部，大正十五年（1926年）。

在09年西泠秋拍上，一幅赵之谦的“有万憙”横披以336万元成交，创造了赵之谦书法的最高记录，究其原因不外三点：大师所作、书法好和内容吉祥。就在那场拍卖会刚刚结束的时候，西泠拍卖已经说服，征集了吴昌硕那幅广为人知的“日有憙”横披奉献本次春拍。吴昌硕的身份地位不用介绍，他是艺坛丰碑，人人仰慕。而这幅横披无论从内容还是书法看，都是吴昌硕书法艺术面貌的完美体现，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喜上添憙。以此为领衔，本次西泠春拍共推出50余幅吴昌硕书画作品，其中书法有行书、篆书，绘画以吴昌硕最擅长的花卉为主，形式则有立轴，横披、、对联等，规模质量都可圈可点。限于篇幅，综述部分选三幅举例。

《红梅图》作于“光绪戊申春仲”即1908年，时年吴昌硕65岁。纸本，纵232厘米，横71厘米。绘拳石梅花，三四虬枝从幅底擎天而上，枝既繁，花亦密，于凌寒中绽放得昂扬而热烈。吴昌硕作花卉突出的胜人处，一为气，二为书法，所作视觉效果酣畅淋漓即由此而来，《红梅图》呈现的正是这样的面貌。画上长题乃一首七言绝句，从画幅左侧自上而下一溜写来，痛快无比。大约此画尺幅大，让吴昌硕有一种从心所欲、毫不局促的创作快感，通幅作品有一股勃勃生机洋溢在梅枝花蕊间，传达了无限春意，给人欢喜。是一幅值得收藏的好作品。

《神仙富贵图》为吴昌硕82岁时所作，曾为上海旧藏，幷作为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书画名家集萃•艺苑珍赏》封面刊行。此作纵129厘米，横56厘米，满幅构图，高处牡丹，低处水仙，间以湖石，错落得既有参差又有层次。将富贵清气合于一图为吴昌硕所拿手，寓目养眼，会心如意，悬之厅堂，更是满壁生辉，彰显主人品位。一幅好画!

另一件是成扇《秋菊益寿》，作于1922年。书法绘画均出自吴昌硕之手，书临石鼓文，画绘大丽菊，都呈一种豪迈面貌。石鼓文为吴昌硕一生所傍依，是他的艺术源泉，他由石鼓文而行草，而，而花卉，一生受益，终身不辍，至晚年还是不断临写，这是大师的谦逊，也是吴昌硕成功之所在。此扇所临为石鼓第六，结字娴熟，用笔却生辣，乃上乘之作。绘菊更是痛快淋漓，一丛菊花从扇右出枝，笔笔生发，仿佛有限的扇面可以让他作无限驰骋，画得灿烂而热烈。画作于1922年，这一年他79岁，上半年西泠印社为其在孤山作寿幷铸立铜像，吴昌硕欢喜无比。下半年他一度精神不振，而至秋菊花开的时候豁然病愈，吴缶老非常开心，重新刊登润例，来了创作激情。那个下半年，他画了多幅菊花牡丹题材作品，所绘都是灿烂热烈。此画题诗中有“湌（餐）英能益寿，根下有丹砂”句，表达的就是这种欢喜。晚年吴昌硕，最大的欢喜就是祈盼身体健康，此扇虽为友人所作，却是喜己喜人，普渡天下，是大乘胸襟。

《拟董巨二米大意》是黄宾虹的大幅作品，纵173.5厘米，横91.5厘米，几近六尺整纸。这样的大幅作品在黄宾虹作品中尤其是流传民间的作品中不多见。作于1944年，时年黄宾虹81岁。此画作于北京，但是却长期流转在香港，可能后来“锦文”先生去了香港。1961年香港艺术轩出版《黄宾虹先生画集》，此画收入画集第63页；1980年香港艺术中心、香港大学艺术系联合举办“黄宾虹作品展”，在所出画册中著录了这幅作品；199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黄宾虹年谱》，也著录了这幅作品。这是一幅应该永久珍藏的黄宾虹山水佳作。

《云山松影图》为黄宾虹88岁时的作品，弥眼望去，一片浑沦，突现了晚年黄宾虹用墨“黑湿浓”的艺术面貌。晚年的黄宾虹对墨法的研究和费心超过了他对的兴趣，尽管此时他眼疾日重，也尽管这一年他所任职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即今中国美院）受当时思潮影响，禁止学生观摩、研习传统旧画，他和潘天寿的作品在学校举办的师生画展上被冷落地挂在暗角和走廊里，但他依然故我。88岁的老人了，为之思考和实践了一生的绘画尤其是山水画，此时正向着美术的高峰发起冲击，怎么会受目光短浅的思潮影响呢？他的睿知和执着支持他奋勇攀登，这就是黄宾虹的艺术胸襟和栖霞岭时期的绘画状态。人入了境界，心才无挂碍，因此老人信手拈笔皆化机，随意着墨都得意，所至，处处松灵。且读画上题识：“虎儿笔力能扛鼎，余得小米云山松影轴，置行箧中，垂四十年未尝去诸身也。辛卯八十八叟宾虹。”如同天上飘来一朵有记忆的云，忽然发现有一片山水可栖身，于是就落到了这幅画上，黄宾虹晚年许多妙语都是这样信手题到画上去的。所题为一则往事，黄宾虹轻轻一点，却点出了他的画学渊源——虎儿、小米就是米友仁，宋代大画家，的儿子。妙！

齐白石《鱼乐图》原为白石老人家属所藏，作于1936年，纵135厘米，横30.5厘米。这是一幅对于齐白石及其家属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品，画为白石夫人胡宝珠作，在《白石老人自述》里，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背景有清晰记载：“四川有个王姓（赞绪）的军人，托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因此，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春初，寄来快信，说：蜀中风景秀丽，物产丰富，不可不去玩玩，接着又来电报，欢迎我去。宝珠原是出生在四川的，很想回娘家去看看，遂于阴历閠三月初七日，同宝珠、良止、良年两个孩子，离平南下……宝珠的娘家在转斗桥胡家冲，原是酆都县属……我们到了宝珠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她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谊合，携樽同上草堆寒。”（《白石老人自述》P191）诗中“为君骨肉暂收帆”的地点就是画中款上所署泊舟之地酆都，而画中所绘三条快乐的鱼儿，其寓意不言而喻，那是一路乘舟南行的白石家人，所以笔墨中饱含浓情厚意。这件作品曾被白石老人藏之箱底，是其《白珍集》中的作品，非常难得。

成扇《图》是潘天寿的水墨妙笔，绘一竹一石，仿佛随意拈笔，却是浓淡疏密皆有韵味，甚为得意。倪云林当年谓其画竹乃“聊写胸中逸气”，故“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潘天寿绘此小幅，境界正与之相同。而此帧更妙的是画上题诗，行书小字依扇沿一气写去，通贯到底，参差错落如同天成。所题为三首五言绝句，前二首咏竹，后一首吟书画，最是得意的时候，却以一句设问“画来殊草草，逸气得存无”作结，韵传诗外。得逸气否？不言而语，充满逸气。
潘氏擅吟咏，诗味近中唐，所题之诗收入潘天寿《听天阁诗存》中，共五首，此为一、二、四首。其中第一首最早见于潘天寿1933年作《烟雨修竹图》时所题，1941年作《兰竹石图》时又题；第二首初题于1933年作《竹石》时，33年后即1966年作《秀竹幽兰》时再题，所不同者，第一句“夜月烟霏霏”1933年题《竹石》时为“月夜露清清”，第四句“离离湘水阔”则为“潇湘烟水阔”，用词精确，意蕴有别，体现了潘天寿对诗意的不断追求；最后一首不见他在别处题写，而三首诗中唯此诗直接咏画。所谓“篆隶”在这儿是代指书法，众所周知，潘天寿一生于书法用功最勤，他书学，成就有目共睹，建国后任浙江美院院长时，工作再繁忙依然临池不辍，这是当年的学生及同事们都知道的。但是潘天寿怎么在这首诗中说自己“书法久荒疏”以至连“八法”都模糊了呢？这是大家歉怀，书法是否荒疏只要看一眼此帧扇页就一目了然了。
《竹石图》未署作年，从书法绘画面貌和两首诗先后数题的时间推断，应该是潘天寿上世纪四十年代所作。

《映日荷花》为红军老干部刘子正绘，作于1966年初春，是潘天寿最后的几幅作品之一。三、四个月后，“文革”爆发，他成了最早也是“文革”中在全国美术界遭受打击最为惨烈的画家之一，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直到1971年9月5日含怨去世。而我们从潘天寿纪念馆收藏的那幅他最后的指墨画巨构《梅月图轴》中倔强无比的笔墨中可以看出，他的艺术生命力有多么旺盛！所以我们无法不为潘天寿含怨早逝扼腕叹息……
《映日荷花》正是与《梅月图轴》前后所作。这不是一幅如潘天寿画梅画松一样重骨力的作品，却让湿墨的荷叶与曙红的荷花互为映照，疏影横斜，笔意墨趣表现了盛夏里即将凋敝的荷花其生命依然那么美丽。其实，画什么与怎么画在这幅作品中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作画时间所蕴含的那段历史让这幅作品成为一个特殊载体，它的外延让我们意会到更多的东西。

《黄山虬松图》也是潘天寿的一幅精彩作品。潘天寿喜欢画松树，可以说松树是他贯通一生的绘画题材。为什么如此喜爱?当然与松树入画分不开，但是更重要的是松树的倔强苍劲与他的性格十分吻合。从早年以家乡宁海冠庄村西雷婆头峰上的松树为主要描绘对象，到晚年的《暮色劲松》、《山鹰虬松》等等绘松作品，伴随着绘画历程的不断深入，他对松树的描绘及内涵表达也在不断深入，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艺术人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松树人生来比喻，一生中有那么多经典的绘松作品传世就是最好的说明。
“黄山松”是潘天寿松树绘画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一生中两上黄山，第一次是1934年，他与邵裴子等人同游；第二次是1962年，是应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赖少奇的邀请前往，黄山古松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幅《黄山虬松图》作于1944年，为其初上黄山十年之后所作，也是我们现在所知他创作的黄山松绘画作品中的第一幅。画为蒋风白作，蒋风白是当年国立艺专（今中国美院）时潘天寿的学生。所绘古松主干曲倔，虬枝弯环，战笔绘就的松针郁勃而富有生机，树根部点缀一株，是一种生命寓意。上方以半纸篇幅题写当年游黄山归来所作长诗一首，书法可圈可点，通幅作品，令人观后有一种亢奋的感受。此画收入《潘天寿书画集》下编出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P54，第115图）。

张大千是本次春拍隆重推出的一位艺术大师，我们得到了海内外收藏家的广泛支持，共征集20余幅大千先生不同时期的山水和精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历年来之最。张大千的作品其生前身后都很受藏家喜欢，故其流通性特别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小康，收藏古董艺术品已经是许多跃过温饱线之后的中国人向往和付诸行动的行为，所以，在一场拍卖会上征集那么多张大千的艺术精品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本场拍卖会是收藏张大千佳作的一个好机会。

 1945年5、6月间，张大千在连续考察了大足、资阳、简阳等地石刻古迹之后返回成都老家避暑，昭觉寺是他常常下榻的地方。不日，夫妇来访，一方面观摩张大千作画，另一方面邀请张大千一起前往川西康定作画考察，但是因为摄影师庄学本此时正返回重庆家中安顿事务，他们便在成都等待，时间两月余。这期间张大千画了他一生中多幅重要作品，其中包括《调鹦图》、《荷花通景大屏》（四张丈二大纸合绘）、八屏巨幅《西园雅集》等等。也就是这个时候传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张大千欣喜若狂，故此一时段所作或题材特别选择，或色墨酣畅淋漓，都有欢喜表达，此幅《赠刀图》即为其中之一。
画以《吕虔刀》典故为题材，表现三国魏时徐州刺史吕虔赠刀的故事：吕虔有佩刀，某位识刀剑的工匠见后认为此刀必须身居三公之位的人方可佩带，吕虔自知不配，于是将刀送给了王祥，王祥后来果然官至司空（司空，官名，累有变迁，至三国魏时为三公官，参议国事）。王祥临终前又将此刀转授其弟王览，转赠时对其弟说：因为我的儿子都平凡普通，而你日后必兴，配佩此刀，所以将这把刀转授于你。这是广为人知的典故，后人以此比喻物欲所值，应适其主，在封建社会这不失为一种开明思想。张大千截取吕虔赠刀这一典型场景，以其娴熟的线条，典雅的色彩加以表现，画中五个人分为两组，场景简洁，主次分明，各个人物姿势动态合体，将故事演绎得栩栩如生。张大千的绘画，尤其是人物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上半期达到高峰，这幅《赠刀图》正是其人物画高峰时期所作，是一幅优秀作品。若依典故内容判断，张大千绘此或许是为了赠人，但是此画未署上款，是否因为自己喜爱而舍不得？

《初唐供养人像》也极精彩，同为张大千盛期所作。其时张大千寓上海李秋君之欧湘馆，正是与李秋君合度“百岁大寿”、为之刻“百岁千秋”印之后，（大千与李秋君同岁，1948年正值两人合龄百岁，是年9月张大千与李秋君在上海举行百岁大寿宴，陈巨来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合为“百岁千秋”印贺寿，最得大千喜欢。）是其心情极佳时的作品。所绘为莫高窟初唐供养人像，神态怡然，气质典雅，设色古丽，服与饰及持物不离规范。尤其所服，窄袖长裙，纤腰束身，乃胡服极致，此曾为唐时风尚，幷被认为源自唐玄宗所好。而此初唐供养人像取材武则天时代，早于唐玄宗的“开元天宝”时期数十年，可见胡服在玄宗之前已经流行。张大千对莫高窟研究极深，绘此初唐供养人像，不仅所画有来历，更借塑形题跋纠正前人误识，体现了他的用功与学识，这是张大千人物绘画高人一筹之所在。
此画曾被天津人美《张大千书画鉴定》等出版著录。

十二开纸本设色《人物集册》是张大千的妙品集册，各纵30厘米，横41.5厘米，绘各式花鸟疏果，有松下高士、泼墨荷花、红叶小鸟、折枝玉兰等等，十二开册页皆得雅逸之趣，为大千如意之作。册页日本制册，所绘未署作年，从各开钤印以及画风、署款看，约为大千先生60岁前后所作。旧裱，大千自署“大千居士墨谑”签条，品相完好，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张大千花鸟人物册页。

《松岩仙馆》是一幅命题画，谁命的题？大千本人。那一天他忽然想起袁中郎的两句诗：“磵底有人穿洞出，山间投石隔村闻”，为其意境感染，命笔图之，成就此画。由此让人想到了画家的几种类型，一类有画无文，一类有文无画，还有一类则图文幷茂。图文幷茂幷不是指画中非要有长跋，很多优秀作品未必都有长跋，但是很有看头。有看头耐人寻味，“看头”里头有文化。这从一个角度向画画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画画从何入手？以笔者所见，无论从何入手，文化都是最重要的一条。张大千是第三类画画人。
此画以笔法描绘中郎诗意，满幅构图，前景古松倚石，松下高士踽行，山腰有庙舍瓦屋，高士涧底行，虽与庙舍相去不远，却为垂岩所阻，相闻不相望，一种诗意已出画面。张大千骨子里就具诗人气质，作此画于诗意十分拿捏，绘来得心应手，潇洒得很。此画作于1941年，纵113厘米，横60.5厘米，品相完好，曾为著名鉴藏家王贵忱收藏，幷收入1997年四川人美出版的《张大千》画册、大象出版社《中国近现代书画真伪鉴别》张大千卷中出版，值得收藏。
陆俨少是西泠拍卖十分崇敬的一位艺术大师，每一场西泠拍卖会我们都会隆重推出幷且享受着陆俨少卓绝的书画艺术带给我们的种种恩惠。在西泠拍卖的五年历程中，我们成功推出了不止100幅陆俨少的书画作品，为艺术市场所关注。我们将为此继续努力。这是我们的心愿，更是西泠拍卖的责任。

陆俨少《杜甫诗意图》，镜片，共计八开，书画各半。原为四开杜甫诗意页，当年系为友人所作，未署作年。后来画主将其改成立轴，幷嘱请陆俨少为之补作书法，陆俨少欣然为之，录杜诗四首，时间是1991年的秋天。那么四开山水作于哪年？依陆俨少补书杜诗时的题识所记，是十余年前所作，四帧书法作于1991年陆俨少83岁时，十余年前就是陆俨少六七十岁的时候。但依作者所见，陆俨少或许晚年记忆有误，因为四帧山水从绘画面貌及题识、署款特征看似乎更早一些，大约与他绘二十开《杜陵诗意册》的时间相仿佛（二十开《杜陵诗意册》作于1966年，见《陆俨少书画全集》第三册），即在五六十岁期间。四开山水均为平远构图，近景或绘巨石山峦，或绘茂密大树、草屋楼台，幷点以醒目色彩，以构成对比，拓远景深，营造杜诗意境。陆俨少善书法，其书法在现代画坛书坛都称出类拔萃。这件拍品以中年山水晚年书法的面貌呈现，可以想象题书时陆先生会有一种感慨在心中，那是在回望老人走过的路。人老了于世事淡泊，于情感则丰富，这或许不为求书人所察，但是笔墨间早已沁出，故而所题笔墨凝情，为画增益，更让人倍加珍爱。
该作收入《陆俨少书画藏品集》第一卷（香港朵云轩有限公司出版）、《陆俨少全集》（浙江人美版）出版，另有一开（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作为例画收入《陆俨少辞典》一书（上海出版社）。
《宁国古道图》作于1978年，为其“穆如馆”后期作品。1976年“文革”结束后，陆俨少于第二年赴井冈山写生，历时三月余。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不仅富有历史意义，其风景之好也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此次写生令陆俨少寓目养眼，开阔胸襟，回到上海后不久即精心构思创作了长卷《井冈山五哨口》，以浓墨重彩将井冈山五哨口绵延百里的壮丽风光尽收卷中，为陆俨少“文革”之后的重要作品。第二年，陆俨少的“右派”得以改正，幷且恢复了每月80元的津贴。他还应外交部的邀请，赴北京作画，那一年真是好事连连。《宁国古道图》即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作，落笔便有一种高远气势，山道在密树茂林中蜿蜒向上，山势峻峭，高路入云，森严而雄伟。大约心情好，笔墨也含笑，通幅作品绘景壮观却是郁郁葱葱，勃发的滋润气象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产生爱怜，无限欢喜。
陆俨少作品中还有两个手卷很精彩。一个是《溪山卧游图卷》，作于1973年，系陆俨少为后学、后来成为中国美院客座教授而绘。当年陆俨少所绘是八开山水，另题一开书法，是一本册页，1990年吴静山将其裱成手卷，并自题引首，形成了今天的面貌。绘画缘由是吴静山即将北游前来到陆宅，向陆俨少道别，陆俨少因此忆及当年自己的蜀川游历，往事涌怀，借题而发，以壮行色，故而所绘激情满怀，晴川历历，云水交合，极得一种浑茫气势。另一幅是《烟江迭嶂图》，为新加坡著名企业家、作家周颖南作。周颖南原籍福建，1951年移居印度尼西亚，1970年起定居新加坡。他与国内诸多著名的文人和结有深厚友谊，并为许多文人、艺术家出版文集画册，积有功德。《烟江迭嶂图卷》绘于1984年，画心纵34厘米，横273厘米，通卷烟江迭嶂，气势雄浑，展卷览画仿佛一条长江历目眼前，心为之游矣。构图设色之繁复为陆俨少70岁以后所少见，是其“自爱庐”时期的佳作。此卷为海上诸多名家所欣赏，先后题跋于后，计有唐云、苏渊雷、钱君匋、、杜宣等五家，是一卷耐玩耐藏得好作品。
李可染也有两幅作品很是精彩。一幅是水墨山水《登泰山》，镜片，是面貌典型的“李家山水”。另一幅是人物画《绿天庵醉僧书蕉图》，也是设色镜片，纵84厘米，横51.5厘米，绘怀素蕉叶作书，极为传神。李可染的人物画抓动态细节是其绝技，他描摹人的神态就像诗人提炼中的那个动词一样，极为生动精准。比如《午困图》中那位打盹的老者，就是抓住了打盹时老者松垮的衣服、略带倾斜的坐姿——特别是那副带一点点皱纹而紧闭着的眼睛，将老者因“困”而“盹”的睡相表现得无以复加。此幅《绿天庵醉僧书蕉图》也是一样。人物的神态尽在一个“醉”字上——但不是烂醉，而是似醉非醉。这正是史书所记怀素作书的常态，他喜欢饮酒，幷且常常酒后作书。画面定格的这一“醉相”，给人无限的惬意和想象——谁没有见过男人喝醉酒的样子？所以画中怀素给人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非通常所谓“书圣”的不可亲近。另一个细节是蕉叶上幷无字，这绝非可有可无，若有字便不会那么耐人寻味。边上孩童研墨的神态也仿佛是怀素的分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妙极了！
此画有可染先生之子的鉴定签名照片，幷收入《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的《李可染作品精选》一书。

马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之一，是与人类最能通好的动物朋友，为人所用，忠心耿耿，故而历来是画家所热衷表现的题材。而在中国美术史上，向来不乏绘马大家，比如唐代的韩干、北宋的李公麟、南宋的张瑀、由南宋及元的任仁发、赵孟俯等等，但若以法画马论之，则徐悲鸿为古今第一人。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美术史上，以大写意法画马是徐悲鸿的首创，而在徐悲鸿的艺术世界里，尽管他的人物画对后世影响最大，但是画马让他更加出名。他笔下的马，姿态各异，或立或奔，或孤或群，都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本次西泠春拍有两件徐悲鸿精彩的绘马作品，分别作于1936年和1942年。一为《溪上》，设色纸本，立轴，绘一马立足水间，作侧身回望状，若有所思。画上题识则是徐悲鸿的一则“马识”，寥寥三四十字，说的是他的见解，其实这匹“溪上骏马”就是徐悲鸿心目中的“希望之马”。另一幅为《奔马图》，也是设色纸本，镜片。尺幅虽不大，画的极有精神，四蹄腾飞，有一种昂奋的精神气度。两幅作品均以楷楷大笔写之，笔墨痛快淋漓，浓淡间明暗互见，体现了徐悲鸿中西互融的绘画功力。尤其散毫绘马鬃、马尾，笔笔都出精神，甚壮观瞻，非常可爱。

《听瀑图》作于1944年，是“金刚坡下”时期作品。观瀑与听瀑都是傅抱石热衷表现的题材，然而“观”与“听”虽然面对的都是流水，却是人的不同行为：观瀑往往耳目幷施，听瀑则可以微闭眼睛……傅抱石以其细致的观察和独特的感悟表现个中差别，画中那个小小的人物担负了画家的寄托，是这幅作品的画眼所在。
此画竖幅高远构图，通轴围绕瀑布绘景，画家凭借深浅不一的“抱石皴”营造画中各个景次之间的关系。前景一株古松，松下茅亭临水，高士侧身倚栏，眼睛微闭……其实水声很响，不要说瀑布坠石如雷轰鸣，流过茅亭时还是那么激越，但是高士的神情仿佛不闭眼睛就听不到声音——那么，声音里面有什么呢？前几天刚刚读过一幅对联，写的（见本场春拍近现代专场），联语云：听水可当古曲，游山尝遇异人。正是此境，流水声里有古曲！感谢王一亭，在此关键的时候，一副对联为我省下笔墨，止言废语。如此妙联诠释此幅山水几臻绝诣，抱石九泉之下若知亦欢喜，那是高人胸怀，一一相通的。
《听瀑图》右下角傅抱石钤“踪迹大化”印。“踪迹”何指？窄的说是指他的笔墨，宽的说是傅抱石在俯视画史。此印多钤于他的山水画上，钤用时间大约起自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之间，而他的“抱石皴”也正是此时显露峥嵘。此前他作山水曾钤“乱头粗服”印，“抱石皴”问世之后才有“踪迹大化”印，四个字里面包含了他的艺术自觉和如许得意。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这幅《听瀑图》，无论是画面呈现的意境还是“抱石皴”所营造的景次效果，都体现了傅抱石的艺术自觉，有一份得意含笑山水间，那是想掩盖都掩盖不住的。当钤此印！

傅抱石、的《幽谷云烟图》书画成扇也值得推荐。
竹骨，十六方，晚清苏州刻竹名家于子安汉隶刻诸葛亮《前出师表》，洋洋805字，章法井然，字字如玑。傅抱石绘山水，构图疏朗却画得层峦起伏，散毫色墨，笔笔松灵，俨然性情中所作，闲章钤“往往醉后”便是一种得意。此扇绘于1953年6月，5月份，中央文化部决定举办全国展，他的《抢渡大渡河》、《更喜氓山千里雪》入选参展；6月10日，江苏省文联筹委会成立，傅抱石是筹委会委员；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推出本年世界四位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都是喜事，尤其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人民来说更是一种莫大的骄傲，而傅抱石早在抗战时期就在重庆以画屈原《九歌》题材出名，更是喜涌满怀。1953年的6月，他创作激情高涨，多幅优秀作品比如前面提到的描绘七律《长征》诗意的《更喜氓山千里雪》等都是这个月所作。傅抱石是典型的气质型艺术家，好心情是他创作好作品的前提，《幽谷云烟图》虽为小幅，亦得益于此。
背面为胡小石书法。胡小石是晚清大书法家李瑞清的弟子，不仅书法好，学问也好，对文字学、史学、诗学、书法理论均有深入研究，幷有多种著述出版，解放前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解放后是南京大学（即前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幷担任江苏省书法研究会主席等职。其书法沉着雄健，四体俱佳。此扇所书一首七言绝句，行书笔法中既有流沙坠简的飞动之姿，又得北碑平拙风韵，乃沙公（胡小石号沙公）妙作。上款“承华仁兄”不知何人，得傅抱石、胡小石如此佳作，想来关系不会一般。

《一览众山小》为谢稚柳先生中年所作重要山水册页，是谢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2005年先生为之作有专文，对相关旧事及作品赏析均有精彩叙述，本次西泠春拍得到藏家支持推出这件重要的作品，幷且征得郑重先生同意，将其《观壮暮翁<一览众山小>山水册》一文转载于此，另有相关事项笔者做了补充附于郑文之后。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谢稚柳册页精品。
本次西泠春拍，我们特别推出两位现代重要画家作品专场，一位是岭南派大师黎雄才，一位是生平坎坷却成就卓越的陈子庄，这也是西泠拍卖首度推出画家个人专场，相信会受到大家的关注。
岭南画派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绘画流派，其思想上的革命性和艺术上的创新性，“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相提幷论的代表画家。”

黎雄才1910年5月出生在广东肇庆一个以裱画拓墨为业的家庭里，七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临摹古画，之后经居廉入室弟子陈鉴点拨径入绘画门径，幷成为岭南派绘画大师的得意弟子。1932年更得到高剑父的资助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攻读日本画科，幷在留学期间以一幅《潇湘夜雨图》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学成归国后，黎雄才以美术报效祖国，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长期在美术院校任教，生前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其胸襟开阔，笔墨紧随时代，一生创作了许许多多重要作品，在长达九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对20世纪的中国绘画做出了重要贡献。著名陈履生先生在概括黎雄才一生成就时，列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幷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人才。

近年来，黎雄才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行情一路走高，幷呈继续走高态势。随着那个背影渐行渐远，“黎家山水”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为人们熟悉和热爱。今年是黎雄才诞辰100周年，西泠拍卖得到重要收藏家的支持，征集黎雄才书画精品40余幅，推出“岭南雄风•黎雄才百年诞辰书画作品专场”，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家的敬意，纪念这位不朽的岭南派绘画大师，相信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另一位是陈子庄。
在中，陈子庄是非常让人感慨的一位。贫寒的出身，困苦的生活，寂寞的人生，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所有这一切假如他此生一事无成也罢，那样不会有人记得他，但是事实偏偏与此相反。这是一位被评论家誉为现代画家中无论山水还是花鸟画都堪称大师，“是继吴昌硕、齐白石之后，能因其身世寄托的深远、孤高清奇的境界、笔简意幽的追求，丝丝脉络确是能远绍青藤、八大的画家。”令人难以思议的是，生前常常穷得连都买不起，身后却为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精彩的作品——虽然基本上是小幅作品，那正是他人生境遇的物态反映。寂寞的人生与辉煌的艺术形成的巨大反差，在其去世之后从他的背影里折射出一道逆光，这道逆光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照亮，包括潘天寿、吴作人、李可染等大师在内。逆光照到刘海粟的眼睛里，刘海粟万分感叹：与陈子庄同处一世都不知道他，是自己的耻辱。逆光照到的眼睛里，冯其庸一样叹声连连，提一管水笔疾书：潦倒穷途老画师，胸中丘壑几人知。可怜一管生花笔，待到花开已太迟。逆光也照到了吴冠中的眼睛里，吴冠中感慨道：“陈子庄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的小品精彩极了。要用小品表现大自然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做到了。”……生前尽为稻粮愁，身后却是鲜花和掌声，但是他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见……若问陈子庄自己有无预感？有！在他去世前他曾对弟子说过：“我死之后，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那是不成问题的。”言语中充满自信，不容置疑。如今那道逆光已成朝霞，映到了我们的眼睛里，我想无论名家们事后怎么说，陈子庄的这句话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料的那么准，灵验得那么快，在陈子庄去世后仅仅数年时间，真的出乎人们的预料。要不然，一部现代绘画史都会为他流泪！

推出陈子庄作品专场是西泠拍卖久有的心愿，早在两年前我们已经在筹划此事。我们得到了热情幷且慧眼独具的收藏家的支持。80件陈子庄不同时期的山水花鸟作品，面貌各异，精彩纷呈，西泠拍卖谨以此作为奉上的一捧献花，表达我们对陈子庄及其不朽的艺术深深的敬意！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弟弟，兄弟俩还有即所谓“二高一陈”是中国现代重要绘画流派“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与高剑父、陈树人一样，高奇峰早年也是留学日本，其绘画寓东洋画法于中国传统笔墨之中，有独到面目，取得了杰出成就。山水花卉、翎毛走兽皆为其所长。此幅《清猿图》绘董寿平是现代大画家，绘画以外，于书法、美术理论、诸多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取得了突出成就，所作无论山水还是松竹梅兰，都别具面目，使人一望而知出自董氏笔下。本次西泠春拍得到了董氏亲友倾力支持，以单元形式特别推出董寿平书画作品专拍，计13件拍品，其中有他最擅长的松竹梅兰以及山水书法，相信一定会受到收藏家、投资者们的青睐。
程十发是西泠印社每一场拍卖会都不可忽缺的重要艺术家，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一，他生前是西泠印社副社长，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和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二，他的绘画包括他的书法艺术造诣极高，是海派绘画进入新时期以来的代表画家，有着广泛的欣赏和收藏人群。本次西泠春拍推出多幅发老作品，有人物有山水，还有花卉，都是面貌典型的程十发艺术佳构，值得关注。
《倚篷人影出菰芦》作于甲辰暮冬即清光绪三十年（1904），时年73岁，乃应吴昌硕“拈句嘱图”，属命题作画。蒲华与吴昌硕友谊长达近40年，尽管年长吴昌硕13岁，但两人互慕才华，亦师亦友，一生中有许多作品互赠互题，传为佳话。吴昌硕拈句嘱画，蒲华秉烛应嘱，幷且一画就是两幅，所绘山水各异，题识却一字不遗，说明他作了备份。吴昌硕在蒲华送赠的那幅《倚篷人影出菰芦》上题句“作老以疏逸见长，冷香以浑古取媚，是帧合作，益增奇特，焚香默读，何修得此！”盛赞其画，但不知他当时是否知道蒲华为应此嘱共画了两幅同题山水？其时蒲吴二人相交已达30年，显然蒲作英是非常在意这一次“拈句嘱图”的机会的。两幅作品，一幅“应嘱”，一幅自留，难得的是一百余年后两幅山水竟然都完好保存至今，其中吴昌硕题句那一幅在2005年浙江某的秋季拍卖会上以76万元成交。此次西泠拍卖征集幷付拍蒲华此作，还原一段往事，续写蒲吴旧缘，乃艺坛佳话。
（附提一句，曾有人着文对吴缶老《倚篷人影出菰芦》题句“是帧合作”解为此作系蒲华与冷香合作，不对。“合作”在这里是指称心，特此说明。）
岩是现代山水画大家，新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其绘画各个阶段都有面貌，通常而言，晚年苍郁，中年以前秀逸。中年时期的钱松岩是在时断时续的教书生涯中度日，但一家六口人仅靠他一人的工资收入不够开支，因此他起早贪黑作画，全面出击，样样都画，为得是养家糊口。《江山帆影图》作于1944年，时年钱松岩46岁。平远间以高远构图，长松危崖，茅舍帆影，山石参差有错落，流水弯环得诗意，高士携童隔岸观景，浅彩淡墨，颇有闲逸散淡之趣。这路画法是钱松岩当年最为得心应手的传统山水，很得时人喜爱，钱松岩晚年则谓之是他在传统绘画里“团团转”，那是真话，也是歉辞。所谓真话，当年钱松岩靠一人之力要糊六人之口，必须为五斗米折腰，画画是为了卖画，所以卖得出去是前提。所谓歉辞，正是这一路绘画的扎实传统功底才成就了他晚年苍郁的山水风貌。当年钱松岩的润格，据马鸿增编着的《钱松岩研究》所载，山水人物每尺四万，花卉蔬果每尺三万，名菊写生每尺六万。可是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速度快得让人无以适从，不久他就重订润例，山水人物每尺变成了二百万，花卉蔬果每尺一百六十万元，名菊写生则为每尺三百万元。即使这样，还是赶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于是出现了画家们干脆就将润例改成以画易米的办法（当年就是以米易画），所以，钱松岩当年润例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得而知。此画纵150厘米，横82厘米，约合11平方尺，是钱松岩费了心血画的大幅作品，但不知他卖了多少钱，或者易得多少米。据说他后来为了生活，将润例打折，降价卖画。那是不得已啊，为了糊口！

《武松打虎》作于1972年，设色纸本，纵83厘米，横56.5厘米，是一幅别具意义的关良戏剧人物作品。众所周知，关良在传统戏剧人物画方面所作探索，是融合了西方表现主义与中国水墨精神之后的产物，笔墨简洁，线条“稚嫩”，所绘看似平涂，却传达了大朴归真的绘画境界。让绘画还原艺术初衷，但又不是退缩到原始状态，他的戏剧人物画给人的启示十分有益。但是这幅《武松打虎》却结合了写实的手法，以其相对细腻的笔墨表现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与他一贯的戏剧人物画有所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因为所画是一代京剧艺术大师、人称“活武松”的盖叫天。关良与盖叫天是好友，他与盖叫天的相识相谊就是缘自对盖叫天京剧艺术的折服，关良一生观看盖叫天的演出不下数十次，对他所演《武松》系列包括《打虎》、《快活林》、《十字坡》、《三岔口》等经典剧目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幷且经常“录之于本本”，积累了盖叫天“成百上千张各种场合下各种剧中人物神态的”（《关良自述》）。此作就是根据“录之于本本”所绘，画中武松即以盖叫天的真实形象绘之，一招一式乃至一个眼神都活现“武松”——盖叫天的精神气质。作此画时，盖叫天已被迫害致死两年，但是“文革”尚未结束，盖叫天还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关良如此大胆为其作画立传，可见两人的君子之交。此画曾作为关良的重要作品在关良逝世一百周年时入选《关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作品回顾展》，此次付拍由画家家属提供。
名家连环画手稿是近年来兴起的收藏热门，其中尤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名家所作连环画手稿最为抢手，因为那些手稿来自一个特殊时段。建国之初，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一流画家为了适应新社会，同时也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擅长的题材和艺术样式，纷纷改画连环画和。这中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让许多画家不知所从，陆俨少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1年陆俨少举家从嘉定迁居上海，住进了复兴中路346弄（慈安里）8号那间大约25平方米的旧房子，不久，他走进了上海市文化局举办的连环画研究班，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包括“经理”、工人在内一共只有父子二人的私营的同康书局工作，在同康书局他干了二三年，画了近十部连环画和一些年画，《劝爱宝》就是其中的一部。《劝爱宝》共五十二幅图，通过对主人公“爱宝”及其妻姜氏好逸恶劳、不孝父母、最终为现实教育痛改前非的故事描绘，表现了抑恶扬善、孝敬长辈是为人应有的道德这一社会主题。陆俨少早年随学画，不仅画山水、花卉，也画人物，有着扎实的基本功，加之经过“连环画研究班”的速成，不但善于表现故事，而且善于捕捉细节和描绘场景，属于很会画连环画那一类“旧画家”。但是他的志向毕竟不是连环画，这只是“稻粮谋”，不久上海筹建中国画院，在刘海粟、吴湖帆的积极推荐下他进了上海画院。所以画连环画在陆俨少艺术生涯中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其存世作品自然极少，而手稿完整保留至今就更是稀罕了。所以，《劝爱宝》是一部十分难得的陆氏连环画手稿，有其特别意义。
连环画《屈原》出自之手。

刘旦宅是浙江温州人，1951年寓居上海，在出版社从事插图及连环画创作。他是陆俨少生前好友之一，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其绘画题材广泛，人物鞍马、花鸟走兽均为其所长，其中尤以画人物最为精彩。所作连环画可以说脍炙人口，许多作品曾经得过重要奖项。1953年6月，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为当年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这对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种极大的骄傲，所以屈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各种文艺样式重要的表现题材，刘旦宅的连环画《屈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作。此作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反响，不仅获得了全国连环画创作二等奖，还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多次印行出版，并经外文出版社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此画稿即当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屈原》的手稿原本，计118开，完好无损，是一部值得收藏的刘旦宅连环画手稿。
名人信札、手稿、碑帖法书近年来越来越引人重视，09秋拍西泠拍卖首次推出这一专场便创造了100%的成交率，可见受人关注的程度。本次春拍我们更是不遗余力，广肆搜罗，征得一批极为难得的名人手札、手稿及重要上款作品，继续推出《名人手迹•碑帖法书》专场。其中有清代朱祖谋、赵之谦、朱为弼、陈元龙、康有为、近现代孙中山、弘一、伊立熏、沈钧儒、陶行知，俞平伯、许宝驯、钱穆、沈从文、沈尹默、蒋复骢、朱光潜、戴望舒、等数十位成就卓著的历史名人的重要信札手稿，甚为难得。比如各家致张充和信札及其上款的书法作品就达30余件，其中沈从文写给张充和的书法16件，沈尹默致张充和诗稿及书法4件，俞平伯、谢冰心、钱穆等致张充和信札诗稿多件等等。限于篇幅，只能作约略介绍。
张充和是名门之后，被誉为“最后的闺秀”，其曾祖是与一起创立淮军幷历官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光绪间任两广总督幷一度任直隶总督的晚清名臣张树声，父亲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张家树大叶茂，满门飘红，姐弟十人皆学有所成，四姐妹所嫁更是一时俊彦，沈从文就是张充和的三姐夫。张充和1949年随丈夫傅汉思（Hans H. Frankel）赴美国定居，先后任职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教授和昆曲。本次付拍的手稿及其上款书法作品就是她与沈从文、沈尹默、俞平伯等人的往来信函及互赠作品，内容丰富，保存得也非常完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再比如王国维的《宋代之金石学》手稿。
王国维是一代学问大家，虽因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一生享年仅得50岁，其著述却多达62种，批校古籍200余种，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多种著述开后人先河，言人所未言，名垂史册。《宋代之金石学》为王国维1926年11月下旬应北京大学历史学会之邀所作讲演手稿，其时王国维任职清华研究院教授。金石学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铜器和石刻，北宋时已有《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和《金石录》等书刊行。清代中期以来此学兴盛，为当时显学，光绪时张之洞、缪荃孙、梁启超、潘祖荫、等均有著述问世。王国维的《宋代之金石学》为其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知识的精谨渊博引人注目。此稿收入1928年1卷3号《国学论丛》，之后，在王国维多种文集及研究著作如《王国维集》、《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著录出版。
手稿“清华学校”稿笺本，笺高22.7厘米，宽16.8厘米，四周双边，白口，朱栏，单鱼尾，计六页，半页10行，墨笔行楷小字书写，中有多处勾笔，品相完好。王国维以有限生命做无限学问，手稿十分难得，值得重视。
另有一件“名人手迹”拍品较为特殊。此件拍品以信札为主，计140余封，受信人为台湾原高雄市长陈启川等，致信人则为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党政军要员，其中有何应钦、孙科、孙立人、张道藩、白崇禧、陈诚、谷正纲、蒋经国、蒋纬国、辜振甫、连战、宋楚瑜等，约近百人。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台湾的现状及各人之间的关系，是进行相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应予重视。

古代书画历来是西泠拍卖的重点，本次古代专场共征集500余件拍品，删选后上拍380件拍品，可谓把关从严。其中有明代徐渭的《羲之笼鹅图》，陈道复的花卉手卷，文征明、祝允明的《醉翁亭记书画合卷》，倪元璐的《书画合璧卷》，祝允明、文征明等十二家《金笺书法扇册》，蓝瑛、董其昌、陈洪绶、、杨文骢等的山水书画成扇，以及唐寅、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等大家的书法精品；清代部分则有王原祁、邹一桂、张宗苍、王玉樵、郑簠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扬州八怪中金农、郑板桥、高凤翰、黄慎、李鳝、罗聘、华嵒等的山水、花卉和精彩的书法作品。另有一件曾为张大千兄弟收藏，幷被著录在《大风堂名迹》第四集中的北宋的《秋兔图》，都值得关注。

《秋兔图》是一件高古作品，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纵100.5厘米，横52厘米，绘画气息、绢质以及幅宽等与所见传世北宋作品相类。曾为、张大千兄弟收藏，收入《大风堂名迹》第四集，名曰北宋崔白《秋兔图》。画上钤有宋徽宗、贾似道、赵孟俯，元内府、文征明，以及张大千兄弟鉴藏印17方。崔白生卒年不详，大约为北宋仁宗至神宗时期人（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补图画院艺学。擅画花鸟竹禽，尤工秋荷凫雁。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笔迹劲利，设色浅淡，他的绘画改变了宋初以来画院流行的父子浓艶细密的画风。也画人物和佛道、鬼神、走兽等。传世作品有北京故宫的《寒雀图》、台北故宫的《竹鸥图》、《双喜图》。此画为台湾知名藏家收藏，本次付拍西泠拍卖正是从台湾征集。

《羲之笼鹅图》，水墨纸本，纵90.5厘米，横38厘米，以泼墨写意的笔法绘王羲之山阴道上书扇换鹅的故事。画中王羲之执扇席地作自赏状，小儿抱鹅趋前，颇有一种情趣。徐渭是绍兴人，王羲之则书法名之绍兴，所以在绍兴的任何一条街巷乃至乌篷船里，都有传说不尽的关于王羲之的故事，徐渭自幼耳熟能详，绘此题材如同信手拈来，所画笔墨率意，灵性得很。画上题徐渭自作五言律诗一首，未署年款。徐渭作品尤其绘画通常都不署年款。经阅读相关专家著述，以及排比权威出版物收录的徐渭书画作品可知，徐渭作品凡署年款的多为其中年即大约50岁以后所作，据此推断，《羲之笼鹅图》大约作于50岁之前，也就是徐渭因精神分裂误杀妻子幷遭下狱前后所作。徐渭是天才艺术家，但是存世作品不多，《羲之笼鹅图》面貌典型，十分难得。此作曾为吴铁声、黄葆戉收藏。吴铁声一时无查，黄葆戉则为著名书画，民国初年以来历任安徽法政学堂教员，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上海美专绘画系主任等职，幷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编审20余年，是一位精鉴善赏的行家。
唐寅《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为张大千大风堂旧藏之物，纸本，手卷，纵25.8厘米，横218厘米，行书录《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全文，作于“正德癸酉腊月上九”，款署“前乡贡进士苏台唐寅书于洪州铁柱观”，印钤朱文“”、“六如居士”。“正德癸酉”即1513年，时年唐寅44岁。卷前卷后分别有“大风堂珍藏印”、“第一希有”、“别时容易”、“不负古人告后人”四方印钤于幅内。前有张大千“唐子畏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真迹”引首，题于“戊申之闰七月既望”即1968年7、8月间，此时张大千居巴西八德园家中（这年11月底，张大千曾赴美疗眼疾），引首应该是他在巴西题写。后来此卷溢出，溢出之前，他在卷后钤“别时容易”印。“别时容易”是张大千的重要收藏印，通常这方印他只钤于从他手中流出的重要古代名迹上。此印后来不慎丢失，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美国，现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而此卷流出去的具体时间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1949年他离开大陆之后，这从所钤“不负古人告后人”印中可知。张大千有多方“不负古人告后人”印，用得较多的是两方，一为方形，一为长方形，均为阳刻元朱细文印。1949年前他在大陆时所钤“不负古人告后人”印多为方形那方，离开大陆的时候，大约因为当时战乱匆忙，这方印可能遗留在了大陆，于是他在1951年请张祥凝另刻一方，即此卷所钤这方。在张大千收藏过的作品上，凡钤“别时容易”印的都有一种惜别的伤感在其中，因为“别时容易见时难”。但是张大千没有想到，他在巴西又见到了这个手卷，引首大约就是复见此卷时题写的。1983年春节，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明四大家专题展览，幷向海内外重要收藏家征借展品，唐寅此卷即为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展览的同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选编重要展品辑印画册《明代沈周唐寅文征明四大家书画集》，《送陶太痴教谕临川序》入选其中，刊于画册第81页。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明成化、嘉靖年间苏州人，才学出众，与徐贞卿、祝允明、文征明合称为“吴中四才子”。弘治十一年（1498）举南京乡试第一名，但是没有想到，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因为卷入“科考舞弊案”被取消资格，幷责以刑狱，从此绝意仕进，专志书画，此卷款署“前乡贡进士”指得就是这件事。此卷书法清逸俊雅，品相亦佳，又曾为大风堂藏物，更有重要展出背景，值得宝藏。

倪元璐《书画合璧卷》极为难得，一诗一画，诗为五言，名曰《古盘吟为范质公吏部》，所书结体端庄，用笔沉稳。画则以淡墨绘将乐砚山，峰峦五起，形状奇妙，轻擦浅染，玲珑剔透。该卷在年间已被著录在陈焯所著的《湘管斋寓赏编》第四卷中，上海书店也为之出版拉页式单行本，童衍方先生为单行本写有后记。单行本出版后，有人从上海将书寄至香港赠送董桥先生。董桥先生观册大喜，作一篇《倪元璐的字真帅》的文章，娓娓叙说与此册相关的人和事，其中叙及“一九六八年，张大千将旧藏倪元璐写的《古盘吟》，送给了，并照台静农的嘱咐补画了一幅《石交图》，提醒台先生把乾隆年间陈焯所著《湘管斋寓赏编》里著录的倪元璐书画合璧卷考证文字抄在卷末。那是说，倪元璐生前为好友范景文抄录《古盘吟》画了石交图，世称书画合璧卷……”可惜，张大千和台静农二位先生生前都无缘见到这个手卷，真是憾事。1990年台静农先生将张大千送赠的旧藏倪元璐《古盘吟》捐给了台北“”。（董桥先生的文章见2008年11月2日东方早报）。中国书协研究部副主任刘恒先生也为此卷撰有《贞石见风骨，诗笔溢清芳——读倪元璐书画合璧卷》的专门文章（见本期《通讯》）。毫无疑问，《书画合璧卷》是一件值得高度关注的倪元璐精品手卷。
十二开明代泥金书法扇页册是可圈可点的传世艺术佳作，其可圈点处有三：一、十二帧扇页俱为泥金底子，品相佳；二、十二位书家均史册有载，都是名家；三，十二帧书法皆为书家得意作品，非常难得。如果按生年排列，十二位书家依次为：祝允明、文征明、文彭、周天球、王世懋、屠隆、张瑞图、文震孟、侯豫瞻、陈元素、归庄、，其中除了归庄与吴山涛生于明末万历、天启年间，卒于清初康熙年间以外，其余十位均为明中期的天顺至晚期的崇祯年间人，幷且都是学养书艺俱佳的硕学之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本泥金扇册是明中晚期书法的一个缩影，这是这本册页最可圈点的地方。
在金笺扇面上作书法幷不容易，要写得纵横驰骋难度就更大，不仅因为金笺比宣纸难吃墨，还因为要受到形式的局限。但是十二帧扇面的书法写得都很好，无论是祝允明、张瑞图的，还是文征明、文彭父子的亦行亦草，抑或周天球、文震孟、吴山涛等人的行书，家家都是张弛有度，挥洒自如,丝毫没有因为金笺扇面的昂贵被束缚手脚，也没有因为书家的“张狂”（比如祝允明）无视扇面的形式难度，而是在“法”与“非法”之间恰到好处地施展才华，难能可贵，保存得那么好，就更不容易。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求一帧明代金笺扇页书法或许不难，但是求一册就难，求一册品相既好书法尤佳，而且可以大致看作是一个时期书法面貌的金笺扇册则更难，当引为重视。
说到金笺扇面书法，本次拍卖会古代专场另有一把成扇同样值得一说。

此扇蓝瑛绘山水，董其昌、、严调御作书法。金笺泥金细腻，敷纸平匀，熠熠闪赤光，堪称上佳。蓝瑛以素笔落墨绘山水，不染一色，在弯环窄小的扇幅里，一畅辽廓，极为从心所欲。而一把成扇让四位晚明书画名家，幷且是声名相当的书画名家集于一体，这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成扇中是很难得的，成就此事的是吴仲言。
关于吴仲言及其这把成扇，本期通讯有专文解读，可供参考。
张瑞图是晚明大书法家，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的探花。不善政治，官却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厄运，因为替大奸臣魏忠贤在杭州所建生祠书碑致祸，当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嗣位后于崇祯二年将他列入“逆案”，论徒三年，最后以纳资才赎罪为民。因为科举成功而误入仕途，他的一生可以厚厚地写一本书。从此张瑞图仿佛洗了一次脑，于人于事都开始改变，60岁后归隐福建晋江老家，每天书画、诵经礼佛，在“白毫庵”里以“书画禅”自娱。而其书法面貌却因此由为官时的狂悍、咄咄逼人状态进入率意天真、从心无拘的境界。没了官做，却找回了文人和书法家的张瑞图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生历程如同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后人。《行书五言诗轴》就是他退出官场之后所作，通轴结字茂密紧峭，用笔方折互参，布局字密行宽，气势酣畅淋漓，为其晚年佳作。，品相亦佳。曾为清代著名金石家、收藏家吴平斋收藏，钤白文“归安吴云平斋审定名贤真迹”收藏印，是为难的。
草书《临王羲之帖》则为王铎妙笔。王铎是一代书法大家，不仅在明代书法史中具有突出地位，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位置。然而其一生处在改朝换代的明清交替时期，人生道路颠沛流离，孜孜以求的仕途在后人的眼里其实是他最不该走的一条路，他却为之得意。与张瑞图一样，他也是因为科举的成功而误入仕途，尽管官做得很大，无论在晚明的崇祯朝，南明的弘光朝，还是在清代的顺治朝，他都是官晋二品，地位显赫。然而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当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之际，他与钱谦益等数百明朝文武官员开城门迎降清军，尽管此举让南京免遭像扬州一样的“十日屠城”，他却因此染污，当历史进入“乾隆盛世”的时候，被打入“贰臣”之列，从此不得翻身，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以至人们评论王铎书法，总得先贬其人生，再褒其书法，绕一个大圈子。这话说来长了，不说也罢。
草书《临王羲之帖》作于“壬午”即崇祯十五年（1642），此时的王铎已被崇祯帝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但因为时局混乱，辗转多时他也未能到任，先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围追，继而又遭父母及子女妻子亡故，厄运连连，苦不堪言。此轴为“超宗老词宗”作，作于何地他没有交待，应该是辗转南京赴任途中。王铎一生无论喜悲，遣其兴者两件事：吟诗或作书。他也饮酒，但饮酒与吟诗作书往往配伍。诗多悲戚，书则泻情，故其书法草书最妙。草书的表情功能无以替代，也不可名状。此轴虽为临帖之作，其实是王铎借先人与情博弈，渲泻胸中积愤。所书正是其情无可遏的“一笔书”。写得如何？一言以蔽之：痛快淋漓。纵218厘米，横49厘米，绫本大幅，更为难得。

陈洪绶《歌诗图》，设色绢本，立轴，纵105厘米，横49厘米，绘人物故事。高士持卷诵咏，有二女，琴女绘背影，席蒲团，作弹拨状；仕女侧身执如意，席垫毯，神态静穆，如洗耳恭听。笔法则勾以高古游丝描，紧劲绵密以外，凝聚力量，使线条不仅灵动，更体现人物精神的高古气质。设色淡雅，气息古穆。款署“□迟洪绶画于溪亭”，“迟”前有类似“一”字笔划，但显然不是“一”字。察而后知此处有旧补，所谓“一”字，应该是“老”字残剩笔划，如此全款应为“老迟洪绶画于溪亭”。陈洪绶是浙江诸暨人，屋前有枫溪，1630年他在宅园内筑醉花亭，1633年起吟诗作画始署“溪山”“溪亭”等地名。而以“迟”为号，陈洪绶有悔迟、弗迟、勿迟、老迟等，为什么在一个“迟”字前面先后会冠以“悔”、“弗”、“勿”、“老”等字？甚至出现自相矛盾，比如“悔迟”与“弗迟”？其实它流露了陈洪绶由明入清后复杂的情感，“是儒家道义的自我及艺术家寄情笔墨的自我无法解决矛盾时的表现”（翁万戈语）。排比陈洪绶传世作品，最早以“迟”署款（无论诗歌还是绘画）大约是在“丙戌”年（1646年），即陈洪绶49岁那年。他一生享年55岁，所以，凡以“迟”字署款的，无论前面冠以“悔”、“弗”、“勿”、“老”哪一个字，均为陈洪绶晚年所作。
《歌诗图》乃谢稚柳所名。此画为原华东局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宇超旧藏。李宇超字任西，号越公，羽超等，斋号倚琴楼，是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于1968年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李宇超生前与谢稚柳友善，从李宇超1968年含怨去世可以推断，谢稚柳此画应该是在“文革”之前，签条即出自谢稚柳之笔。
查士标是清初新安派画家的重要代表，字二瞻，号梅壑等，生于明万历43年（1615）。他本为晚明诸生，30岁左右遭遇明朝灭亡，从此放弃仕进之途，专事书画，属由明入清的遗民画家。查士标勤于学习，但是疏于人际交往，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因为亡明逃世。书法学米芾、董其昌，山水初学倪瓒，后来追，再后来也是受董其昌的影响。与别家不同的是，他因为家藏许多鼎彝及宋元真迹，故得近水楼台，别具一种鉴别知识，幷以之反哺于画，形成笔墨萧疏、气韵荒寒的绘画面貌，所作有“逸品”之誉。
《溪山草亭图》作于1665年，为其中年所作。绢本，纵193厘米，横47.5厘米。构图疏朗，用笔淡逸，颇有飘缈世外意味，绘画衣钵从近景的溪桥树石的描绘中可知，传之倪云林、董其昌，是典型的查士标面貌。左下方有两方收藏印：“穞园夫妇行箧所携”，“暗将心事许烟霞”。穞园即湖北潜江人易宗菉。易宗菉，字均室，号穞园等，他是黄宾虹的朋友，一位精于金石学的著名书画家，有多种相关著述行世，幷好收藏。《溪山草亭图》为其所藏爱物之一，随其行踪又南又北。易宗菉1969年去世，《溪山草亭图》何时流出易家则不得而知。
《高士临流图》是一幅颇得逸趣的作品。杨文骢为晚明，字龙友，原籍贵州，客籍金陵（南京），万历47年举人，官至兵部右侍郎。他与弘光朝辅臣马士英为亲戚，幷于马士英中进士之年中了举人，随着马士英的当权而步入仕途。然而在清军大兵压境之时，马士英捆绑财宝仓皇南逃，杨文骢则率军抵抗至战败，被俘后不降而死。杨文骢善交游，与当时文人多有结谊。擅书法尤善行书，所书有清俊之气，甚为时人喜爱。绘画则得褒奖，名列“画中九友”之一。《高士临流图》以干笔淡墨绘山水，画面清润，云水交合，画中一长者徜徉山水间，状若觅诗，作品富溢文人逸气。上方有长题，乃一则美文，是以比兴之法对画中人物作赞美。画为“士安词盟”作，未署作年，作画地点为“醉李舟中”。“士安”何人不得而知，但既为“词盟”，即使不是杨文骢的复社盟友，也一定是杨文骢敬重的志同道合的文友，这从长题中可以得到证明。醉李则在浙江桐乡，那是的腹地。醉李本作檇李，是一种嘉木，结实为果中珍品，成熟时色红味鲜，啄一小孔，插一细管可以吸食，是其与其它李子不同之处。因其味让人陶醉，所以檇李又叫醉李，乡人以之代指地名，从此这方水土名扬天下。当年浙江嘉兴、桐乡一带，水网比今日发达，苏、锡、常，杭、嘉、湖就是因为四通八达的水网连成一片，乡人出行，非舟莫行。文人们最爱乘舟出游江南，所以醉李又是文人兴会的地方，尤其是每年七、八月份的果熟时节，文人们纷纷前往，品醉李，吟诗作画，不亦乐乎。明中期的吴门画家们就喜欢去那里，明末时候，杨文骢的朋友蓝瑛也常去那里，幷于“醉李舟中”寄兴丹青，他的名作《江皋话古图轴》就是在“醉李舟中”所作。《高士临流图》水墨纸本，纵135.5厘米，横49.5厘米，品相完好，民国时归藏知名收藏家秦通理，右下角“颐椿庐秦通理藏书画印”即为其所钤。
王原祁《仿子久山水》作于康熙庚辰（1700）四月，时年59岁。这件作品与王原祁其它传世作品不同的是，它是一幅绫本山水，这甚为少见，本期通讯有署名文章作解读，可参阅。此作旧裱，右下角有三方收藏印，分别为兰陵、清群簃鉴赏，郁兰堂珍赏。这幅画后来的收藏者是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赵俪生教授，赵教授教学之余酷爱，所藏既富且精。然而一场“文革”他的大多数藏品被抄，如今一些藏品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重要收藏。2007年西泠秋拍那本金农、罗聘的《动物花卉合册》即出自赵俪生所藏。赵俪生珍爱书画，一般不对所藏书画重作装裱，而是尽量保持本来面貌；也不对所藏书画钤印题跋，他知画、惜画，但是低调。这与那些幷不懂画，却动辄大字作跋的人违然有别。此画裱工考究，民国手织耿绢挖裱，连史纸复背既薄又挺，圈档平匀无绉，垂地自然。幷以上好镶牙条，牙条上宽下窄，合乎规矩。天杆签条上写有“戊午四月购于津门”数字——据赵俪生后人介绍，这是赵俪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购藏此画时已有旧签。由此我们知道签条是赵俪生之前的某位收藏家所题，而从此画民国手织耿绢挖裱来推测，题签的“戊午四月”应该是1918年。《仿子久山水》问世已300多年，品相却如此完好，是因为那些留名和不留名的收藏者对这幅作品的呵护与珍惜。山水无言，艺术当传之永远！

《历代名姬图》为书画合册，一画一书，各十二开，绢本，各纵66厘米，横46厘米，王朴（字玉樵）绘图，陈奕禧作书法，扉页题“兰蕙衡鉴”。十二幅图绘十二名姬，分别为西施、卓文君、冯媛、王昭君、赵飞燕、、潘妃、红拂、江采萍、虢国夫人、关盼盼、冯小青，绘工极精，书画幷茂。此作原为温州一颇有积藏的人家所有，“文革”时被抄，存温州市博物馆。“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归还物主，但是领还时因为画上缺少藏者印记等凭据碰到麻烦，幸好物主保留了原裱夹板中的一块，凭此再加上户口簿方得领回。1986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此出版《历代名姬图》挂历，谢稚柳为之题名。
邹一桂《百菊图卷》，设色绢本，纵25厘米，横525.5厘米。据卷上题识，乾隆庚午（1750）“一桂菊花卷春以进，共一百种”，所绘是“先五叔家园艺菊，集诸父分题……赏得七律百首”，此时“一桂方十龄，仅能作举业……”云云。艺菊在清康雍干时期是宦家富户普遍喜爱的一件雅事，大户人家多有园圃，并不惜工本从南方各地购菊种种，植于园内，秋霜初降，园内繁花似锦，争奇斗艳，于是邀人吟诗摹图，不亦乐乎。邹一桂此卷所绘是其五叔家园所艺之菊，但是因为是他10余岁时的往事，距今已历五十余年，当年盛况，尽管思之如在眼前，但记得的是花容，长辈们所吟之诗已不可得，故而绘来情意绵绵，有一份念想在其间。从“一桂菊花卷春以进”一语可知，当年邹一桂应该曾经奉命作《菊花卷》，查《石渠宝笈》，“续编”中二（4） P1198有邹一桂《百菊图》著录。而在此卷题跋中还有“副本以纪……”诸语，因此可以推断此件《百菊图卷》是邹一桂当年“菊花卷春以进”之外的自存副本，这是十分难得的。
张宗苍是乾隆时期的重要宫廷画家，以山水邀宠，一生得乾隆恩遇殊多，曾官乾隆朝户部主事。所作山水，用笔沉着，山石皴染多为干笔，林木间则以淡墨干擦相结合，故其所作有一股葱蔚免俗气息，与宫廷诸家的甜熟之气违然有别。乾隆喜其绘画，宫廷各殿有大量收藏，仅《石渠宝笈》著录就有一百六十件。此幅《观泉图》作于1727年，为其中年所作。水墨纸本，纵111.5厘米，横47厘米，通幅呈现的正是他沉着用笔、淡墨干擦的特点，是张宗昌的山水佳作。此画民国时曾为知名收藏家颐椿庐主人秦通理收藏，品相完好，值得关注。
佚名《乾隆帝后像》，设色绢本，纵62厘米，横121厘米，以西洋法绘着吉服男女半身像。画中男子气宇轩昂，女子端庄贤慧，从各自吉服冠上的饰物、吉服袍上的纹饰看，他们应该是清代某位皇帝与皇后的绘像。经比对北京故宫所藏帝后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乾隆及后妃像卷》，可以确定画中所绘为及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即富察氏，雍正五年（1727）由雍正皇帝选择与宝亲王弘历完婚，是宝亲王的嫡福晋。1736年弘历继位后于乾隆二年册立富察氏为后。乾隆十三年（1948）二月，在随乾隆去山东祭孔返回途中病故于德州，时年38岁。从人物形象看，所绘是乾隆继位不久面貌。旧裱，品相亦佳，是难得的乾隆帝后绘像。
古代专场的“扬州八怪”作品也极为精彩，计有金农的梅花、书法，郑板桥的多幅墨竹，黄慎的书法，李鳝的十二开《墨花册》，高凤翰的隶书《砚铭》及《菊石图》，罗聘的《香雪海图》等等，限于篇幅，仅以金农、郑板桥两家举例。
金农的两件作品为一书一画，画为《红白梅花图》，绢本，纵90厘米，横30厘米，品相完好，钟银兰先生2001年曾为此画撰写鉴赏文章，（见《荣宝斋》2001年第3期），娓娓叙说金农画梅特点，为把握此作提供了方法，可参阅。书法则是金农的一本漆书册页。金农是乾隆时期的书画大家，名列“扬州八怪”之首，画梅花清韵卓绝，绘人物气息高古，作书法——特别是他的漆书，被认为是冬心诸艺中最独具面貌的一项。中国文字的历史如果从形意完备的甲骨文算起，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了。书法是伴随着文字的兴起而兴起的，之后历经大、隶楷行草，字体由繁而简，技法及书法的内涵表达却与之相向，由简而繁，从结体到用笔，一部书法史可以说备览无遗，能够做到和可以想到的几乎都有人去实践了。所以一位书家欲求变化，形成所谓自己面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时它的代价是穷一生之力。但是没有自己面貌就不能称家，无论书法绘画都一样。金农则做到了，不仅出了面貌，而且是大面貌。他的漆书将《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融于汉隶唐楷之间，以大拙返雅的面貌，开前无古人新格——初观漆书，不以为然，再观则美，之后愈观愈美，乃至后味无穷。这就非常了不起，这样的书法绝不入俗流，金农格调之高正在于此。此册为金农63岁时所作，纸本，乌丝栏，19开，画心各幅墨竹，黄慎的书法，李鳝的十二开《墨花册》，高凤翰的隶书《砚铭》及《芭蕉菊石图》，罗聘的《香雪海图》等等，限于篇幅，仅以金农、郑板桥两家举例。

这是一把非同寻常的金笺书画成扇，蓝瑛绘山水，董其昌、李流芳、严调御作书法，金笺底子泥金细腻，敷纸平匀，熠熠闪赤光，堪称上佳。一把成扇让四位晚明书画名家，并且是声名相当的书画名家集于一体，这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成扇中是很难得的，成就此事的是吴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