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篆刻是由古代实用印章的制作和镌刻而发展成为艺术的。狭义的“篆刻”专指印面文字（或图像）的设计和刻制，是以铁笔“写”出篆文为主的造型（包括结构与线条）来表现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具体可概括为字法、章法、刀法三大要素。在实用的历史时期，印章的用途、形制、制度和入印文字的时代性、地域性的差异，以及印材和刻制方法的不同而导致或决定了印章风格的多样性；换句话概括地说，就是印章的实用性要求客观上促使了其蕴藏的篆刻艺术风格的创新。比如纸质媒介物代替简牍之后，实用印章的形制由小变大，官印文字由白变朱（直至宋代印章加大尺寸使面印文屈曲缠绕成九叠篆），给印章的刻制带来新的课题，从而新的印章风格也就在这一转换中诞生了！然而，当实用印章走向篆刻艺术独立之后，那些长期以来在实用中约定俗成的形制、字法、章法、刻制法等逐渐转化为篆刻艺术本质的规定性，后世篆刻家要创新，只有从主观上并带有刻意性质地去鉴古求新，同时结合审美的时代特征而推陈出新。这样，除了在章法、刀法上的微变创新以外，依据新发掘整理的古文字材料由字法的变化而导致篆刻创新更是很好的突破口，因为前人早已强调篆刻艺术是“七分篆三分刻”。

近百年来新发现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日益丰富，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无疑起到推进作用。综观今日印坛，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下列五大方面。

1、甲骨文印风

近百年来甲骨文的发掘与整理，不仅是从数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甲骨文字的形体与契刻技巧，及其章法布局乃至甲骨文字拓片的自然构成之美，激发了篆刻家的浓厚兴趣，为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有人取甲骨文字入印，著名的有丁辅之、王雪民、杨仲子、易大庵、简经伦、秦士蔚、谈月色等，其中以简氏作品为多且成就为高。当代探索甲骨文印创新者渐多，尤以余杭刘江老先生最为执著，其甲骨印风安祥稳重，厚实沉着，深含韵律与生命；金陵苏金海先生是甲骨文印创作的中坚，其刀法猛利劲健，布局寓巧于拙，印风平中见奇；吴门林尔亦以甲骨文印为专攻，用刀干净灵巧，布局以印面契合文字，气息优雅，曾获“全国六届篆刻展”提名奖。其他零星刻制甲骨文印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西泠印社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征稿中还特别要求参评者必刻甲骨文印一方，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印风的发展。甲骨文在结字和章法上较后世文字有更大的灵活性，除了少数简单的字以外，绝大多数的字都有几种乃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其笔画的多少、形体的长短、结构的安置都相当随意。章法上字距与行距都不严格相等，左行右行也无定式，这些可变性特点为甲骨文印布局取势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也拓展了甲骨文篆刻的创新空间。从而为篆刻艺术在古玺文字、金文、缪篆、小篆之后又添加一种字法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2、楚简文印风

楚简文字是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起，楚简不断出土问世。在已发掘的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为丰富的。50年代开始，整理楚简文字的著录和研究、考释等文章不断问世，罗福颐、史树青、饶宗颐、陈直等文筚路蓝缕；70年代以后，楚简发表更多，代表的有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在此期间出版，广大书法篆刻爱好者能一睹这地下沉睡二千多年的文字之奇妙风采。楚简古文字，一开始就与西周金文拉开了距离，其结构造型以直线和弧线纵横排叠，环环相扣，极具美术装饰意味，它吸收了中原文字的精华，又自成体系，与后来成为篆书主流的秦系文字有着较大的区别，其诡谲浪漫而又极尽变化的美感引发了篆刻家的极大兴趣，于是部分作者产生了以此文字入印的创作激情。据笔者所知，1980年“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马国权先生以集楚简文字的形式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其后，以楚简文字入印风气渐浓。据王庆忠、孙玉华统计，楚简文印在“八届全国展”中约占全部篆刻作品入展的5%，在“首届青年展中”占6%，在“全国五届篆刻展”和“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评展”中分别有9位和10位印人刻楚简文印入展，在近几年中国书协或西泠印社主办的篆刻展中，楚简文印也屡见不鲜，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代篆刻家中，李刚田先生是较早尝试楚简文字入印的代表，他将楚简文的洒脱浪漫糅合汉凿印的方劲沉着之中；徐畅先生也经常刻楚简文印，意欲保持楚简文字峻峭妍雅的本色。中青年篆刻家以楚简文印主打且成就突出的有许雄志、高庆春、张炜羽等。许印构图新颖，刀笔情趣爽快；高印以金文融化楚简，浑穆又不乏浪漫气息；张印注重吸收楚简文的奇诡多姿，风格精致而灵动，还常以楚简刻边款。青年印人中也有不少追随楚简印风的。当然，孙慰祖、赵山亭、刘洪洋、周斌等资深篆刻家或试刀楚简文印，或借鉴楚简古文字之意，都有精彩作品面世。

3、古玺印风

古玺风格向以多样变化而著称于印史，主要缘于战国古文字的地域特点，其章法布局也是后来的秦汉印所无法比拟，明清流派印家对汉印风格挖掘较为深入，而于古玺风格却认识粗浅。当代篆刻古玺印风的创新，得益于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印外功夫”，也与今人讲个性、重表现的审美选择相契合，这类印风既有印章之古意，又合视觉之新变，实为时代呼之而出。

4、金文印风

金文的狭义是指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清代古文字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但以金文印广泛示人则是近百年来有之，尢以当代篆刻界为盛。一是因为青铜器铭文材料新出土的量大超于以前，如河南、陕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有多批发掘；二是因为全面整理金文有时代科技的便利条件，如容庚先生分别于1925年、1939年、1959年三次出版修订《金文编》，1985年又出版了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金文编》；又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1994年完成出版，后又有补充性的著录。可谓字书与拓本图版相得益彰，这当然使当代篆刻家大开眼界。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易大庵、冯康侯、童大年、寿石工、简琴斋、杨仲子、乔大壮等涉足金文印，其中简、乔二位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部分古文字学者、考古专家如罗振玉、经亨颐、容庚、商承祚等，亦先后介入过金文印的创作实践。当代印坛老一辈篆刻家如朱复戡、沙孟海、曾绍杰、蒋维崧等绝大多数都曾刻过金文印，尢以朱、蒋二老为多为最。朱氏金文印作商末周初之体，凝炼浑穆，气势雄劲；蒋氏金文印在《蒋维崧印存》中约占80%，章法精妙脱俗，运刀洗炼流畅，于平和中见姿态，影响了邹振亚、徐云叔、刘绍刚、傅舟等一大批印人。当代其他金文印作者还有王北岳、王壮为、熊伯齐、傅嘉仪、祝遂之、陈茗屋、陆康、魏杰、燕守谷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另外，不难看出，每次篆刻展览中金文印风都占相当的比例。

5、鸟虫篆印风

鸟虫篆印最早见于春秋而隆兴于两汉，篆刻艺术成熟后至明清有少数印人偶而刻之，但有人斥为“几于谬矣”。当代篆刻界鸟虫篆印大兴并形成一种风气，与近百年来发掘和整理研究的古鸟虫篆印及春秋战国铜器上鸟虫篆铭文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土了不少带有鸟虫篆铭文的剑、戈、钟、鼎等铜器；同时，容庚等前贤作《鸟书考》等研究；1987年，韩天衡先生编订《秦汉鸟虫篆印选》；其后，徐谷甫编《鸟虫篆大鉴》，曹锦炎作《鸟虫书通考》，侯福昌作《鸟虫书汇编》等，为广大印人进一步认识鸟虫篆之美，以及识读鸟虫篆并为篆刻创作服务大开方便之门。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其笔画蜿蜒盘曲，灵动莫测，时附鸟虫之形，极富装饰意味，用于印章，易于变化，独见特色。其华丽面貌和金石气息深深吸引着众多篆刻家跃跃欲试。方介堪先生便是20世纪鸟虫篆印大家，独创了印文纹饰语言的个人风格，“妙在亦书亦画之间”（马国权评语），且能做到朱、白文印的统一。其后，印坛涌现出一大批鸟虫篆印作者，驰名的有侯福昌、韩天衡、吴子建、陈身道、徐谷甫、吴承斌等。成就最高的韩先生所作气势恢宏，个性鲜明；吴子建先生还将青铜器、玉器等纹饰融入鸟虫篆印的创作中，高古雅致。近二三十年来鸟虫篆印创作一片繁荣，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上述五大印风是在近百年来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刺激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势力较强的当代篆刻创新的突出群体表现，其他以古文字为契机而促使篆刻创新的还有王镛、崔志强的陶文、砖瓦文印式，黄惇的瓷押篆印式，朱培尔的石刻篆文印式，潘敏钟的镜铭文印式，张弓者的碑额志盖篆印式，赵熊的古币文印式，葛冰华的道教符箓印式，以及《天纪玺纪功碑》印式，中山王器铭文印式等等，只是涉足面不大，尚未形成一股风气。

总之，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离不开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的滋养，篆刻家必然要正确利用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发掘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是篆刻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且，不久将来，地不爱宝，还会有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将为篆刻艺术创新带来新的契机。当然，应用新发现的古文字入印，必须经过“印化”的艺术处理，才能保持篆刻的特质。可见，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明清以来，篆刻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在这一时期文彭、何震对流派篆刻艺术的开创起了重大的作用。文彭是文征明的儿子，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灯光石”冻石可以当做治印材料。经过他的倡导，石材被广泛的应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篆刻艺术流派纷呈现，出现了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让之等篆刻艺术家，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直至近现代篆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从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即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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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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