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除了学习外,还有其他的课程吗?
王:还要参加政治学习,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叫作徐以新,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个孩子。
记:您在延安时能见到党的领导人吗?王:开群众大会时能见到。另外,学校请贺龙做过一次报告,主要讲八路军的抗战事迹。周扬当时是鲁艺的副院长,也来做过一回报告。陈云那时候任组织部部长,有时会来学校做大报告。
记:您在延安开始木刻创作,是否与其他艺术门类材料匮乏有一定的关系?
王:当时画、的材料匮乏,延安如此,国统区也一样,很多过去搞、的人转而学习木刻。所以木刻在抗战时期发展很迅速。当时鲁艺的系其实就是木刻系。木刻还可以作为印刷报纸的底版。那个时候印报纸,就是先用木刻刻出原版,然后直接拿到上印刷;所以那个时候的木刻版都很小,只有巴掌大小。敌后的木刻版就更小了。
记:当时木刻作品都发表在什么地方?
王:主要发表在报纸、刊物上。报纸包括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如《新蜀报》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刊物。
记:当时还有一份《战斗青年》杂志,您还为他们做过封面。
王:《战斗青年》是当时中共南方局主办的一份杂志。我为他们做过五六期封面。周恩来同志当时兼任南方局的书记,杂志每次出版前都要交给他审阅。
记:周恩来同志对您的木刻作品有何评价?
王:他很欣赏我的版画。那时,我正在中学教书。有一次,《战斗青年》的主编找到我,说周恩来同志看到我的作品了,对他们说,这样一个好的版画家,应该给我们的报纸、杂志多提供一些作品嘛。从那以后,《新华日报》和一些其他的报纸经常发表我的作品。周恩来同志对木刻非常关心。他经常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之间,把延安的版画带到重庆展览。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建议,也可以通过联络员向他反映。
记:当时的木刻发展迅速,是不是和它自身的特点有关?因为当时很多百姓都不识字,只能看懂画。王:对。当时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木刻作品通俗易懂,所反映的内容一目了然,所以宣传效果很好。
记:当时除了木刻以外,还有哪些艺术门类比较活跃?
王:还有漫画。当时桂林有一份刊物很特别。刊物的一面是《工作与学习》专栏,主要刊登些杂文、小品文;另一面就是《漫画与木刻》,刊登漫画和木刻作品。在重庆时,漫画与木刻几乎成了一家。漫画家也把自己的作品刻成版画,有时我们帮他们刻。当时木刻与漫画都有各自的协会:中华全国木刻家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这两个协会跟“中华全国界抗敌协会”唱对台戏。
记:为什么要和它唱对台戏?
王:在武汉时,各种全国性的文艺团体就成立了抗敌协会。首先成立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接着是戏剧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后来又成立了界抗敌协会,由国民党掌握,排斥木刻。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去参加了。当时协会包括、、、等艺术门类,惟独没有木刻。力群站起来就说,我抗议,木刻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什么没有木刻。一席话把主席台上的人问得很尴尬。他们没办法,看了半天,只好把我们归到里面去了,引得台下的人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木刻艺术家发现,寄人篱下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中华全国木刻家抗敌协会就成立了。后来,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也成立了。到1939年的时候,中华全国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会”,不再抗日。“木协”、“漫协”实际上把抗战宣传旗帜真正扛起来了。
记:听说当时就艺术和抗战之间的关系,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发生过争论。
王:抗战时期,整个社会都在争论艺术是否应为抗战服务。争论一直贯穿抗战始终。有一部分人认为艺术与抗战无关,提倡纯艺术,于是就跑到国外,躲避抗战。另一部分人成为了国民党的御用画家,搞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也不抗战了。大部分人还是主张为抗战服务的观点,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其中以木刻家和漫画家居多。还有一些老画家,虽然不直接画抗战题材的作品,但用自己掌握的那一套方法,来表达对抗战的支持。比如说家张善子善于画虎,他就画虎表达中华民族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重庆《战斗》:每期都销售一空
记: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您创办了《战斗》,这是出于您自己的想法,还是组织上交给您的任务?
王: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艰苦,没有自己的刊物。周扬同志曾经办过一份《文艺战线》,在延安编辑,再拿到国统区去印刷,很不方便。我当时在重庆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所以决定办一份刊物。
记:当时还有哪些人跟您一起创刊?
王:我和卢鸿基、黄铸夫、丁正献等人坐镇重庆,王朝闻负责成都方面的事务。
记:创刊时有没有遇到国民党的出版管制?
王:国民党对出版物管得不太严,像这样的杂志不用登记,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很方便。所以,我们每人每期出二十块,五个人凑一百块钱就可以出一期。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不足。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
记:除了资金以外,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不是也给杂志的出版、发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王:那时候是日本人对重庆轰炸最厉害的时候。1939年5月3号、4号的两次轰炸把整个重庆的闹市区夷为平地。当时,都搬到乡下去了。从市区到乡下,来回要走70多里路。当时正是夏天,气温有40多度。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不戴帽子,也不打伞,夹着一大包稿子,跑到乡下印刷杂志,印刷好一千本杂志后再雇辆平板车把杂志送回城里,步行去,步行回来。
记:当时像编辑、校对这种事务性工作有多少人干?王:我一个人包了,又是主编,又是校对,所以第一期杂志问题较多。胡风同志看过后提出了两点意见:一个是错字太多,另一个是太呆板,不活泼。胡风同志对报纸的要求很严,他的批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鞭策。从第二期开始,杂志的质量开始慢慢改进了。
记:这份杂志当时的影响如何?
王:每一期都销售一空。许多读者给我们写信,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木刻艺术:帮助中国进行战斗
记:听说在抗战时期,您曾经将作品送到一些国家进行展览。
王:当时我们把作品分别送到英国、美国、印度、苏联四个国家展览。在美国展览时,引起了轰动,《时代》杂志的记者看完展览后,又向我们要了一批作品;《生活》杂志曾经用几个整版对展览进行报道,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1945年的时候,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访问中国,把一些木刻作品带回美国交给了赛珍珠。她将这些作品编辑成书出版,书名叫作《从木刻中看中国》。1948年我在香港,看到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群众与主流》上面刊登了一篇爱泼斯坦的文章,题目是《作为武器的艺术——中国木刻》。后来我把它翻译出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章开篇就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中国木刻那样接近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方向,它的伟大处,就在于一开始就是作为武器而存在的。”这段话代表了外国人士对中国版画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记:抗战胜利后,您又组织了一系列木刻作品展览,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王:一次展览是在1946年2月,我们搞了一个“九人木刻联展”。展览闭幕后,周恩来同志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接见了我们,希望把作品拿到延安展览。后来在延安展出时,效果很好,他们专门写了一封信感谢我们。还有一次展览是1946年春天,周恩来同志把延安的一些木刻作品带到了重庆,又举行了一次“渝延木刻展”,这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后一次木刻展。抗战胜利后,木刻界有影响的人都集中在上海,于是1946年9月18日在上海又举办了一个展览,总结抗战八年来的木刻运动和成绩。我从重庆带了一千多幅作品到上海,并从中选出899幅作品参加展览。这次木刻展取得轰动效应,进步报刊一共出版了二十几种特刊,包括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这次木刻展。10月,周恩来在上海办事处接见了我们这些木刻家,还有一些漫画家。这次接见为抗战八年木刻展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记:您如何评价木刻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作用?
王:从抗战时期作品来讲,能够反映抗战现实的,只有木刻。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管是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真正能把抗战面貌生动、真实地反映出来的恐怕只有木刻。当然木刻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但是在各种门类中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只有木刻。漫画只是一种寓意性的艺术形式,它不可能全面描写抗战场面,只能反映一些问题。而木刻则不一样,前方什么样子,我们的战士如何抗敌,后方的百姓如何生活,都能反映出来,而且是十分写实的。
